贵格会信徒之所以吃尽了左右为难的苦头，是因为他们确立并公布了这么一项原则：任何战争都不合法，一经公布，就算以后他们可以改变主意，也不好轻易将它摒弃，这就使我联想起我们中间的另一个教派，我认为他们的行为就比较慎重；我说的是登卡尔派的行为。这个教派出现后不久，我结识了它的创建人之一迈克尔·韦尔菲[210]。他向我抱怨说他们遭到其他教派的狂热信徒的恶言中伤，感到十分痛心，他们的原则和实践给人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我告诉他新教派总会遇到这种局面；还说为了制止这种无端的诋毁，我想不妨把自己的信条和戒律公之于众。他说他们有人也提过这样的建议，但未能达到一致，其理由是，“我们起初被吸引到一起形成一个社团时，他说，上帝感到高兴的是能把我们的心灵照得如此亮堂，从而看出某些我们一度奉为真理的教义原来是谬误，有些我们视为谬误的东西反而是真理。能时不时地给我们提供更加远大的光照，上帝一直感到欣喜，所以我们的原则一直在改进，我们的谬误一直在减少。现在我们也不敢肯定我们已经到达前进的终点，达到了灵知或神学的完善；我们担心，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信条刊印出来，我们会觉得被它捆住了手脚，也许就会不思进取；而后继者更会墨守成规，把先辈和首创者完成的一切奉为圣贤的金科玉律，必须字字句句照办，不可有半点差池。”一个教派竟然如此谦虚谨慎，真可谓史无前例，别的教派也个个认为自己集一切真理于一身，谁若差之毫厘，必定谬以千里：犹如一个人在雾天行路，他看见走在他身前身后有一定距离的人，都裹在雾里，左右两边田野里的人也是如此；但他跟前的人个个显得清晰可辨。其实他在别人眼里也同样罩在雾里。为了躲避这种尴尬局面，近年来，贵格会会员逐渐在请辞议会和行政部门里的公职，他们宁可不要权力，也不肯放弃原则。[211]
如果按时间顺序，我前面就应该提到这么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在1742年发明了一种敞口壁炉，这种火炉不仅能使房间更加暖和，而且可以节省燃料，因为新鲜空气一进来就被加热了。我做了一个模型作为礼物送给我的一位老朋友罗伯特·格雷斯先生。他有一台炼铁炉，发现为这种火炉铸造铁板倒是件赚钱的买卖，因为人们对这种壁炉的需求越来越大。为了扩大这种需求，我撰写并发行了一本小册子，标题为：《新发明宾夕法尼亚壁炉说明书：构造与使用方法之详述；优于其他任何房间取暖方法之演示，反对使用意见之回答与消除等》。[212]这本小册子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托马斯总督对我在里面描述的这种炉子的构造十分欣赏，所以主动提出给我在几年的期限内独家销售的专利权；但我谢绝了，因为遇到这种情况，我很看重这么一条原则，那就是，由于我们享受着别人发明带来的巨大好处，我们有机会用自己的任何发明为别人服务也应当高兴，而且应当无偿地、慷慨地去做。然而，伦敦的一个五金商人[213]窃取了我的小册子里的许多内容，改头换面弄成了他自己的东西，又在机关上做了一些变动，结果损害了壁炉的功能，他却拿到了那里的专利权，据说以此发了一笔小财。而这并不是别人利用我的发明取得专利的唯一事例，尽管不一定每次都是同样的成功：我也从来不去抗争，因为无意利用专利来肥己，也讨厌争得你死我活。这种壁炉在本地区和邻近各个地区的很多人家都在使用，居民从过去到现在节约了大量木柴。
和平终于实现了，社团事务因而也就结束了，我又把心思转向建立一所学院的事情上。我迈出的头一步就是联络一些积极活跃的朋友，其中大部分是共图社成员，先设计出一个蓝图来；下一步就是编写、印行一本小册子，题名为《关于宾夕法尼亚青年教育的一些建议》。[214]我将它在一些有头有脸的居民中免费散发；我估计他们经过一番仔细阅读，有了一点思想准备，于是立即着手为开办、支持一所学院进行募捐；捐款为五年期，每年付一定的数额；这么分期付款我断定捐款数额也许会大一些，而且我相信情况就是这样，总数不少于（如果我没有记错）五千英镑[215]。在建议的序言中，我声明公布这些建议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而是几位富有公益精神的绅士的举动；按照我的惯例，尽量避免把自己表现成任何公益计划的首创人。
捐款人为了使计划立即付诸实施，选出了二十四名受托管理人，指定当时的检察总长弗兰西斯先生和我起草学院管理章程，章程起草完毕，签字生效后，就租了一幢房子，聘请了几位老师，便开学了，我想这都是1749年的事情。[216]学生迅速增加，很快就发现校舍嫌小，我们便寻找一块位置合适的地皮，打算新建校舍，这时候天意眷顾，把一幢现成的大房子摆到我们面前，只要稍加改造，就可以完全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为怀特菲尔德先生的听众建的那幢大楼，我是以下面的方式弄到这幢房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