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2年，我首次以理查德·桑德斯[173]的名义出版了我的历书，我将它续编了二十五年左右，一般管它叫《穷理查历书》。我尽力把它编写得既有趣又有用，所以需求量很大，每年销售近万册，我可从中大赚了一笔。注意到它非常风行，本地区几乎家喻户晓，于是我认为它不失为一个教导大众的适当工具，因为老百姓几乎不买别的什么图书，于是我就在历书重要日子之间出现的空白处填上一些谚语警句，主要劝导人把勤奋、节俭当作致富手段，进而培养美德，因为对一个穷人而言，总是老老实实地做事更难，因为（这里试用一句谚语）空袋子，难立直。这些谚语包含着历代多国的智慧，我把它们收集起来，编成一篇连贯的文章，当作一位逛拍卖市场的智叟的演说，放在1757年历书的卷首。[174]把所有的零散的忠言集中起来能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这篇文章举世叫好，欧洲大陆的报纸纷纷转载，英国把它印成海报家家户户张贴，有两种法文译本，很多被牧师和乡绅买去免费分发给贫穷的教友和佃农。在宾夕法尼亚，由于这篇文章劝人们不要白花钱买外国的闲货，所以有人认为它对本地区钱财增长有一定影响，因为这种情况在文章发表后连续几年就看出来了。
我把我的报纸看成传播教育的又一种工具，基于这种观点，我便在报纸上频繁摘要转载《旁观者》和其他劝善作家的文章，有时候也登一点自己写的小篇什，这些都是先作出来在共图社宣读的。其中一篇是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录，意在证明一个人无论才能有多高，如果缺德，就不配称为一个有见识的人。还有一篇是论自我牺牲的，指出美德只有修养到了习惯成自然的程度，彻底摆脱了与之对立的倾向，才能算牢固可靠。这些文章可以在1735年初前后的报纸上找到。[175]在办报的过程中，我小心谨慎，诽谤中伤和人身攻击的文字一律不登，近几年来，这类文字已成了我们国家的奇耻大辱。总会有人求我插入这类文字，作者还振振有词进行辩解，打出出版自由的旗号，说什么报纸就像公共马车，谁掏钱，谁就有权入座，遇到这种情况我的回答是，如果想印，我愿意另印，想印多少就印多少，但由作者自己负责发行，这样一来我就不会承担扩散他的诽谤的责任了。况且，我已经与订户有约在先，给他们提供的东西要么有益，要么有趣，所以不可让报纸充斥与他们无关的私人口角，如其不然，就是对他们明显的不公。现如今我们的好多出版商只顾满足某些人的恶意，不惜造谣中伤我们中间的一些优秀人物，煽风点火，加深仇恨，甚至到了挑起决斗的程度，更有甚者，竟然轻率到刊印谩骂攻讦邻州政府的杂感文章，甚至对我们最好的盟国也不放过，这可能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我之所以提这些事，是为了给年轻的出版商敲个警钟，千万不可做这种不光彩的事情，把自己的报刊搞得乌烟瘴气，给自己的职业抹黑，所以这类文字应断然拒绝；他们也许会从我的例子中看出，这样一种办报方针总的来说是不会损害他们的利益的。
1733年，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需要一家印刷所，我派了一名工人过去。按一个合伙协议，我给他配备了一台印刷机和一套铅字，我支付三分之一的费用，将来收取三分之一的利润。此人有学识，人也老实，但不懂财务；尽管有时候他给我汇一些款过来，但在他生前我从未从他那里接到任何账项记录，也得不到我们合伙经营的一个令人满意的情况说明。他一死，生意由他的遗孀接手。她是在荷兰出生长大的，我听说那里将财会知识列为妇女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她不仅把她能找到的过去业务状况做了一个明晰的报表，而且以后每个季度都会寄来一份极其正规、准确的账目；她把这项生意经营得卓有成效，不仅靠它把一大家子女养大成人，有口皆碑，而且在合同期满时有能力从我手中把印刷所盘下，让她儿子独立经营。我提及这件事，主要是为我们的年轻女性推荐那一门教育学科，在她们万一孀居的情况下，它对自身和子女可能比音乐舞蹈更有用处，因为它可以保护她们不会被狡诈的男人哄骗而蒙受损失，还因为它能够使她们继续经营一家有固定生意往来的有利可图的商铺，直到儿子长大成人能接过去继续经营，做到事业永兴，家庭富裕。
大约在1734年，从爱尔兰来了一位年轻的长老会宣教士，名叫亨普希尔[176]，他声音优美动听，发表了一些显然是即兴的极其精彩的演说，把大批不同教派的人士吸引到了一起，收到了众口交赞的效果。我也常常前去聆听，他的布道文我格外欣赏，因为很少死背教条，而是大力灌输美德的修养，或者用宗教说法，叫做善事。然而，我们的教友中，有一些以正统长老会信徒自命，他们不同意他的理论，而且与大多数老派教士串通一气，在教会主管会议上指控他为异端，想让他销声匿迹。我成了他的热情支持者，并竭尽所能拉起一个帮派声援他，我们为他战斗了一些时日，抱着成功的希望。为此我们打了不少笔墨官司，这时候才发现他宣道时出口成章，写作时却涉笔无趣，我便替他捉刀，写了两三本小册子，有一篇文章登在1735年的《宾夕法尼亚报》上。这些小册子，就像辩论文章的惯例一样，尽管当时人们竞相阅读，但很快就成了明日黄花，我估计现在一本也不会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