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在秩序这一项上，我发现自己已经无药可救了，现在我人老了，记忆力也差了，非常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办事缺乏秩序。然而，总体来讲，虽然我从来没有达到我曾经雄心勃勃要达到的那种完美境界，而且还相去甚远，但我通过努力成为一个比较优秀、比较快乐的人，若不努力我是做不到这一步的；就像有些人临摹字帖，一心要练就一笔好字，尽管他们永远达不到他们希望达到的字帖的那种优秀水准，但通过努力书法大有长进，字写得漂亮清晰，也算说得过去了。
让我的子孙后代得知，他们的这个先辈直到这篇自述写成的第七十九个年头，一生福气绵绵，除了上帝的恩佑，靠的就是这点小小的本领，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余年还有什么不测，皆在上帝手中：即使这些不测出现，对往日享受的幸福加以反思应当帮助他以乐天知命的心态将它们一一扛过去。他把长期持续的健康归功于节制，它至今还给他留下一副好身板。多亏了勤奋和节俭，他早年景况顺遂，获取了财富，还学得了种种知识，使他成为一位有用的公民，为他在学术界赢得了一定的声誉。他把祖国委任他的光荣职务归功于诚信和正义。这一整套美德，哪怕还处在他能获得的那种不完善的状态下，也多亏了它们的联合影响，使他能够脾气平和，谈笑风生，所以他一直人缘很好，甚至深得年轻朋友的喜欢。[170]所以我希望我的某些子孙不妨学习学习，从中获得好处。
应当说明的是，尽管我的计划并不是完全没有宗教色彩，但里面绝对没有任何一个教派的特殊信条的标记。这些东西我是有意回避的；因为我充分相信自己方法的实用和卓越，对信仰所有宗教的人都适用，由于有意在什么时候将它印行，所以我不想让其中的任何内容引起任何教派中的任何人对它产生反感。我有意对每一项美德写一点短评，表明具备这种美德的好处和从事与之相反的恶行的坏处；我本来要把自己的书命名为《美德修养艺术》，因为它将显示获得美德的方法和方式，它将有别于单纯的劝善，因为劝善并不教导和指明方法，而是像使徒行传里的口头善人一样，不是给缺衣少食者指明怎样或者何处可以得到衣食，而只是一味地劝导他们要吃饱穿暖。《雅各书》第2章第15——16节。[171]
然而，我写作、出版这种评论的意向并未实现。我确实时不时地记下一些感受、推理等方面的简短提示，准备在评论中使用；其中有些提示至今还保存着：可是早年对于私人事务，后来又对公众事务的必要和密切的关注，将此项工作拖延了下来。由于它在我心里是与一项需要人全身心地实施的伟大而深远的计划紧密相关的，而一系列出乎意料的事务又使我无法顾及，所以时至今日它仍然没有完成。
在这篇自述中，我的计划就是解释并强化这样一个道理；单独就人性考虑，恶行并不是因为遭禁才有害，而是因为有害才遭禁，因此具备美德是每个人的利益之所在，因为人人都希望今生幸福，从这种情况（世界上总有许多富商、贵胄、皇亲国戚，他们需要管理自己事务的诚实工具，而这种工具又如凤毛麟角），我尽力让年轻人相信，要使一个穷人致富，什么品质也不可能像诚实那么有效。
我的美德名目起初只有十二项；可是一位贵格会朋友好心好意告诉我，人们一般都认为我目中无人；而且我的傲慢往往从言谈中表露出来；无论讨论什么问题，我就是占住理了仍不过瘾，还要摆出一副盛气凌人、老子天下第一的架势；他怕我不信，还举了好几个例子，说得我口服心服；于是我努力在根治别的毛病的同时，尽我所能根治这一恶行或愚行，我便在名目上增添了谦卑一项，并对这个词赋予了一种广泛含义。我不敢吹牛说我在取得这项美德的实质上多么成功，但在外表上取得了很大进步。我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克制一切跟别人针锋相对的言论，和我自己的武断说法。我遵照我们共图社的老规矩，甚至不许自己在语言中使用表示确定看法的词语；诸如肯定、无疑之类，代之以我心想、我的理解是，或我认为一件事情如何如何，或者这事情我眼下觉得如何如何。当别人主张某种意见，我认为错了的时候，我不图一时痛快，打他一顿拦头棍，立马挑明他的意见的荒谬之处；而是在回答的时候，一开始就说，在某种情况下他的见解可能是对的，但在目前看来，我觉得情况似乎或好像有所不同等等。很快我就发现了我这种改变态度的好处。我所参与的谈话进行得更加惬意了。我发表意见表现出的谦虚态度使人家更乐意接受，反驳大大减少了；这样一来，即使发现自己的意见错了，也不至于下不了台，要是自己的意见碰巧对了，我也容易说服别人放弃他们的错误看法和我达成共识。这种办法一开始采用的时候，有点牛不喝水强按头的架势，最后却到了习惯成自然的程度，也许在过去五十年间，谁也没有听到我随口说过一句武断的话。多亏了这种习惯（仅次于我的正直品格），当我早年提倡新体制或改变旧体制的时候在同胞中说话很有分量；后来当了议员，在议会里又很有影响。我笨嘴拙舌，从来做不到口若悬河，措辞常常讷讷难言，语病层出，但一般还能说服别人同意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