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快就在帕默的印刷所找到了工作，这是当时巴托罗缪广场[86]的一家有名的印刷所；我在这里干了将近一年。我工作十分勤快，不过把不少收入花在跟拉尔夫看戏和其他娱乐场所了。我们一起把我的皮斯托尔花了个净光，后来就过着勉强糊口的日子。他似乎完全忘了老婆孩子，我也渐渐淡忘了与里德小姐的约定，仅仅给她写过一封信，告诉她一时半会儿是回不去的。这是我一生的又一个重大错误，如果我能再活一遍，我希望能够改正。事实上，我们这样子往下花钱，我一直连路费都攒不够。
在帕默印刷所，给我派的工作是给沃拉斯顿的《自然宗教》[87]第二版排字。我觉得他有些论据好像并不扎实，于是我写了一篇玄学短文加以评论。题目是《论自由与必然，快乐与痛苦》。我把它题献给我的朋友拉尔夫。印数不多。却使帕默先生对我刮目相看，认为我是个聪明的小伙子，尽管他就我那小册子的原理对我提出了严肃的忠告，他觉得极不可取。我印这本小册子又是一大错误。[88]
我在小不列颠街住的时候，结识了一位姓威尔科克斯的书商，他的书店就在隔壁。他搜罗的旧书可海了去了。当时还没有流动图书馆；但我们讲好了一些合理的条件——具体的内容现在忘了——我可以借阅任何书籍，看完就还。我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便利，便尽可能充分地加以利用。
我的小册子不知道经过什么渠道落到一位姓莱昂斯[89]的外科医生手里，他写过一本书，名叫《人类判断的正确》，是它促成了我们的相识；他对我大为推重，经常找我讨论这些问题，还带我到齐普塞大街陋巷里的“号角”淡啤酒店去，把我介绍给《蜜蜂的寓言》的作者曼德维尔博士[90]，此人在那里有一家俱乐部，他待人极其幽默风趣，所以是那里的灵魂人物。莱昂斯在巴特森咖啡屋[91]还把我介绍给彭伯顿博士[92]，此公许诺找个机会让我见见艾萨克·牛顿爵士，这可是我求之不得的；但这种机会永远没有碰到。
我带过来了几件古董，其中最重要的是个用火精炼过的石棉做的钱包。汉斯·斯隆爵士听说了，便来找我，并邀请我到位于布鲁姆斯伯里广场的他家里去，把所有的古董都让我见识了一番，并劝我让他把藏品数量再增加一件，为此他给了我一大笔钱。
在我们住的那座房子里，还寄居着一位年轻女子；她是个妇女服饰用品商，我想她在修道院[93]那里开着一爿店铺。她很有教养，头脑明达，举止活泼，谈起话来娓娓动听。晚上拉尔夫常给她朗读剧本，于是两人关系日渐亲密，后来她另找了住处，拉尔夫也跟了过去。他们同居了一段时间，但因他没有工作，她的收入又不够养活他们俩和她的孩子，他便下决心离开伦敦，试图当一名乡村教师，他认为自己干这营生不在话下，因为他写得一笔好字，算术会计又是行家里手。他认为干这种差事完全是高材低就，有失身份，深信有朝一日能飞黄腾达，他断然不肯让人知道他曾经干过低贱的行当。
于是他改名换姓，居然赏光冒用了我的姓氏。不久，我接到他的一封来信，告知我他在一个小村子里安家落户了，我想是在伯克郡吧，他在那里教十来个男孩子读书写字，每个人头一周六便士，他还托我关照关照T太太，并希望我给他写信，写明该地的小学教师富兰克林收就行。他继续接二连三地给我写信，他当时正在写一篇史诗，给我寄来了一大段作为样品，希望我批评指正。我不时地给他提些意见，无非是尽量给他泼泼冷水让他罢手而已。当时恰逢杨的一卷《讽刺诗》刚刚出版。我抄了一大半给他寄去，这卷诗强烈讽刺一味追求诗神并希望得到她们奖擢的愚蠢行为[94]。但这一切都是白搭。一沓一沓的诗稿还是源源不断地邮寄过来。与此同时T太太由于他的缘故丢了朋友又赔了生意，所以常常陷入一种穷于应付、捉襟见肘的境地，常常打发人找我，向我借钱，我能抠出多少就给她多少，以救她的燃眉之急。渐渐地我喜欢过去陪陪她，这时候我不管不顾宗教约束，依仗着自己对她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企图对她卿卿我我、动手动脚（又一个大错误），她疾言厉色，让我碰了一鼻子灰，而且把我的轻举妄为告诉了拉尔夫。这一下子就掰了我们俩的交情，等他再次回到伦敦时，他通知我，他认为是我闹到彼此恩断义绝的地步，从此他再也不欠我什么了。这样，我发现自己永远也指望不上他归还借给他的钱或者替他垫付的那些款项了。不过这在当时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他就是想还也还不起。丢了这位朋友，我倒发现自己甩掉了一个包袱。这时候我开始考虑先弄点儿钱；想找一个好一点儿的工作，我便从帕默那里跳槽到了华茨[95]的印刷所，这个印刷所离林肯律师学院操场不远，规模大一些。在这里我一直干到离开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