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到这家印刷所，就开始干印刷活儿，因为我觉得自己缺乏在美洲已习惯了的那种身体锻炼，在那里印刷和排字是不分家的。我只喝白水；其他近五十个工人都是啤酒桶子。有时候我一手拿一大盘铅字上下楼梯，而别人只能两只手搬一盘。看见我这种情况和别的一些表现，他们心里直纳闷，他们所谓的“美洲水货”竟然比他们这些喝强劲啤酒的人还要劲大。我们这里有一个酒馆伙计，老来印刷所给工人们供酒。我有一个干印刷的工友，每天早饭前喝一品脱，早饭时吃面包、奶酪，又喝一品脱；早饭和午饭之间再喝一品脱；吃午饭时又来一品脱；下午六点左右再来一品脱，歇工以后还要来一品脱。我认为这是一种令人深恶痛绝的习惯。但是他以为干活要劲大，劲大的啤酒少不了。我极力让他相信，啤酒所提供的体力，只能视酿造啤酒时溶解在水里的谷物或大麦粉而定，值一便士的面包里的面粉比一夸脱啤酒里的还多，所以要是吃这么多面包，再喝上一品脱的水，给他的力量会胜过喝一夸脱的啤酒。然而，他还是照喝不误，每个星期六晚上，为了喝那种迷魂汤，要从一周的工资中拿出四五个先令；这笔开销我可免了。就这样，那些可怜鬼总是把自己搞得紧巴巴的。
过了几个礼拜，华茨想把我安排到排字间，我就离开了这名印刷工。迎新费就是五先令的酒钱，这是排字工对我的要求。我想这是敲竹杠，因为我在楼下已经缴过了。师傅也这么认为，就说免了。我扛了两三个礼拜，因此被认为是个异类，便给我不少小鞋穿，我一走出排字间，他们就动手或者把铅字搅乱，或者把页码串换，或者把版面破坏，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而且硬说这是教堂[96]闹鬼的缘故，他们说谁不按规矩进来，谁就会被鬼魂缠身，尽管有师傅庇护，我发现还是乖乖地把这笔钱交了算了，因为我相信，跟自己必须朝夕相处的人交恶是愚蠢透顶的。这样一来，我跟他们相处得就挺不错，而且很快就取得了一定的威望。我对他们的教堂规章提出了合理的修改，顶住了种种反对声浪，获得了通过。有我做榜样，大部分工人放弃了喝啤酒、吃面包奶酪这种使人昏头昏脑的早餐，因为他们发现跟上我吃邻居家供应的一大碗热腾腾的稀饭，上面撒着胡椒面儿，和着面包渣儿，还有一点儿黄酒，只花一品脱啤酒的钱，也就是一个半便士。这种早餐不仅价钱便宜，而且吃起来舒服，还能使他们的头脑清醒。那些还整天喝得醉醺醺的家伙，常常因为不给钱在啤酒店里赊不出酒来，便老是动员我去弄啤酒，因为按他们的说法，他们的风光已经不再了。星期六晚上我瞅着工资单，汇总了一下我替他们垫付的款项，有时候一周得付他们的欠账接近三十先令。这一点，再加上我被认为是个挺不赖的刀子嘴，也就是说爱开玩笑，挖苦人，便确立了我在这个圈子里的显要地位。我一直保持全勤（我从不过什么圣礼拜一[97]），所以得到师傅的器重，再加上我排字麻利得不是一般，于是所有的急活都派给我干，这种活一般来说，拿钱要多一点。所以这一段日子我过得十分惬意。
我住在小不列颠街离印刷所太远，所以我在公爵街天主堂[98]对面又找了一个住处，在一家意大利货仓背后，上去要爬两段楼梯。房东是一位寡居的太太，她有个女儿和一名女仆，还雇了一个临时工看管仓库，不过他住在外面。她打发人到我原来住的那户人家打听过我的人品后，才答应我住进来，租金照旧，每周三先令六便士。正如她说的，租金便宜，因为她指望有个男人住在家里，可以提供一些保护。她是个寡妇，年事已高，原来是个新教徒，父亲是牧师，但她丈夫使她改信了天主教，她一直念念不忘亡夫，总是满怀敬仰之情，她曾经与名流过从甚密，这些人的轶闻趣事她知道的不下千例，而且可以追溯到查理二世[99]的时代。因为她膝部患有痛风，是个跛子，所以几乎是足不出户，有时需要人做做伴儿；跟她在一起我非常开心；所以每当她需要时，我一定会晚上陪她过一段时间。我们的晚餐只不过是各吃半条鲤鱼，一细条儿黄油面包，两个人分享半品脱啤酒。不过乐趣则在她的谈话里。我总是按时作息，很少给家里添麻烦，这就使她不愿意我搬走，所以当我谈及听说有个离工作地点更近的住处，一周两先令，我一心想省点钱，所以情况有所不同时，她叫我别动这个脑筋，因为她以后每周减去两先令，这样我以一先令六便士的租金在她那儿一直住到离开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