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尔夫尽管已经结婚，并且有了一个孩子，但还是决定陪我远航，据认为他打算建立一种联系，以便获得商品做代销生意。不过我后来发现，他由于对妻子的亲属不满，便有意把妻子撇给他们，再也不回来了。跟朋友告过别，与里德小姐海誓山盟过后，我就坐船离开费城，船到纽卡斯尔停靠。总督果然在那里。可是当我去他寓所的时候，他却打发秘书接见我，传达了天下最礼貌的口信：他因为事务缠身，此刻无法见我；他会把信送到船上，还衷心祝愿我一路顺风，早日归来，等等等等。我回到船上，有点迷惘，但仍然未起疑心。
费城大名鼎鼎的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先生[75]带着儿子与我同船旅行：一起还有贵格会商人德纳姆先生[76]，还有马里兰的一家铁厂的两位老板奥尼恩先生和拉塞尔先生，他们订的是大舱；这样一来，我和拉尔夫只好在统舱里共用一个铺位了。船上没有人认识我们，所以都把我们看作平头百姓。然而汉密尔顿先生和他的儿子（即后来的总督詹姆斯）[77]又从纽卡斯尔返回费城，因为父亲被重金召回，为一艘被缉拿的船只辩护。就在起航之前弗伦奇上校上了船，对我非常敬重，于是我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别的几位绅士便请我和我的朋友拉尔夫去大舱，因为现在有了空位。这样，我们便搬了过去。
得知弗伦奇上校把总督的信函带上了船，我便向船长要应该由我保管的信件。他说信件统统装进了袋子；此时此刻他无法查找，但在英国登陆之前，我是有机会翻检出来的。这样我暂时放下心来，继续我们的航程。在大舱里，我们大家相处得很好，生活好得不是一般。因为还有汉密尔顿在船上留下的丰富的储存。在这次航程中，德纳姆先生与我结下了终身不渝的友谊。否则由于一路天气恶劣，这段航程就不是那么愉快了。
我们进入英吉利海峡时，船长兑现了他给我的许诺，给了我从袋子里查找总督信件的机会。我没有发现一封上面有我的姓名由我保管的信件；我从笔迹上判断，找出了六七封可能就是给我许诺过的信件，尤其有一封是写给皇家印刷所的巴斯基特[78]的，还有一封是写给一位文具商的。我们于1724年12月24日到达伦敦。我去拜访那位文具商，因为首先路过那里。我把那封认为是基思总督的信交给他。他说，我不认识这么一个人，不过还是把信拆开了，哟，这是里德尔斯登[79]的信，我最近才发现他是一个十足的无赖，我不想跟他有任何瓜葛，也不想接他的任何来信。说完就把信往我手里一塞，随后转过身丢下我，接待顾客去了。发现这都不是总督的信，我大为惊讶。思前想后，反复比较，开始怀疑起他的诚信来了。我找到了朋友德纳姆，把事情的原委一股脑儿端给他。他让我知道了基思的那副德性，说他替我写信，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还说但凡知道他的人对他没有丝毫的信赖，他又笑我异想天开，竟然认为总督会给我信用证，说他就不讲信用，哪有什么信用证给呢。将后怎么办我表达了自己的一些忧虑，他劝我想办法找个我在行的工作。在这里的印刷工中间干活，他说，你会提高自己的本领，等你回到美洲开业就大有来头了。
不仅是那位文具商，我们俩也碰巧知道：里德尔斯登律师是一个十足的恶棍，他曾诱使里德小姐的父亲替他担法律责任，几乎毁了里德先生的一生。从他的信判断，似乎存在着一个陷害汉密尔顿先生的密谋（估摸这时候汉密尔顿正和我们一起漂洋过海呢），看样子基思和里德尔斯登共同参与其中。德纳姆身为汉密尔顿的朋友，认为汉密尔顿应当了解此事。所以当他不久以后到达英国时，部分出于对基思和里德尔斯登的忿恨和恶意，部分出于对汉密尔顿的善意，我便拜访了他，并把信交给了他。他对我表示由衷的感谢，因为这些信息对他十分重要。从此以后，他就成了我的朋友，这在后来的很多事情上对我大有好处。
身为一个总督，竟然玩这种下三烂的把戏，卑劣地捉弄了一个无知的穷孩子，这叫我们作何感想！他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谁都想讨好；由于没有什么可给，他就只能给人期望了。要不是这，他倒是一个聪明、通达的人，一个很好的作家，一个百姓的好总督，尽管对他的选民也就是领主们[80]而言，并非如此，因为对于他们的指令，他有时会不管不顾。我们有几项最好的法令都是他规划的，也是在他任职期间通过的。
拉尔夫和我成了难舍难分的铁哥儿们。在小不列颠[81]我们租房一起住，每周三先令六便士，我们当时能出得起的最高租金。他倒是找到了几个亲友，但都是些穷人，没有办法帮他。这时候他才告诉我他有意留在伦敦，再不打算回费城了。他两手空空，筹措来的钱在路上花光了。我还有十五个皮斯托尔[82]：于是他在找工作期间时不时地向我借钱来维持生活。起初他力图进入剧院，因为相信自己有当演员的资质，他曾向威尔克斯[83]提出申请，可是威尔克斯坦言相劝，别动这个念头，因为他干这一行不可能成功。然后他又向帕斯特诺斯特街[84]的一个出版商罗伯茨建议，替他每周写一篇类似《旁观者》上面刊登的那种文章，而且还有附加条件，罗伯茨没有买账。随后他又试图找个抄写员的工作，替殿院[85]周围法律文件印刷、销售商和律师抄抄写写，但找不到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