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罗德将他接受这个案件的允诺推迟到6月4日下萨克森州议会选举以后才说出来，为了不使他的党遭受损失。接着他把他的考虑告诉了波恩德国社民党领导。党的领导人维纳尔鼓励这位律师接受当事人。马勒尔回忆道：“施罗德来找我，说‘好，我接手’，接着又解释说，他已得到党内保障。”这位青年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如今他的工作完全得心应手，当时公开宣布了他向“法制国家倾诉的法律程序：如果马勒尔输了，政治犯就会出现在德国”。
一个政治犯？施罗德和马勒尔提出证明，要求对一个前恐怖主义者公开执行的申请被拒绝了。但马勒尔在那年的圣诞节获假，可以离开监狱两天半，被施罗德作为他工作的成绩。这个与那个在形式上没有关系。事实上，之前在柏林的判决委员会中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拉锯战。1980年8月才批准了释放马勒尔的申请。
在研究哲学的马勒尔和搞政治的施罗德之间发展了一种友好的关系。还在马勒尔监禁期间，施罗德就以施密特和维纳尔作担保，在德国社民党的理论机关报《新社会》上发表了这位前恐怖主义者一篇针对耶路撒冷科学家施洛莫·阿维内利关于黑格尔国家理论一书的书评。马勒尔如今说：“我们在很多问题的谈话中建立了一种令人愉快的气氛。结束监禁之后我邀请他参加葡萄酒会，一群68岁以上主要来自SDS（德国社会主义学生同盟）的人组成。酒会的一个重要话题是批判红军派。和施罗德一起讨论非常有意义，此外我们还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
几年后，1986年，施罗德替马勒尔重新要求律师资格。作为同业公会，柏林的律师法庭支持这一要求。但法律判决委员会委员鲁皮特·舒尔茨（基民盟）将这一要求予以拒绝。1987年7月名誉法庭的第一判决委员会在柏林颁布了“对律师马勒尔的实际工作禁令”（西柏林社会主义统一党《真理》报，SEW)。施罗德要求：“一次是恐怖主义者，一世就是恐怖主义者”，人们不可以这样武断地判断。施罗德和他的当事人马勒尔终于在11月在联邦法院讨回了公道：“一位律师特别困难的等级反感行为可以在几年后通过正确行为和其他事情失去意义，它不再成为准允拥有律师资格的障碍。”如今马勒尔又允许在柏林当律师了。
以前的恐怖主义者不再受左或右模式限制，而成为一受黑格尔影响的非正统思想家。1980年在出版的他同联邦计划部长格哈德·鲍姆的谈话录中他没有提他政治犯的历史。
与当时大部分活跃的青年社会民主党员不同的是，施罗德不是教义上的左派，不是那种批评联邦共和国的情况，对潜在的可能性即民主德国的体系阿谀奉承的人。施罗德参加了1978年10月柏林工业大学举行名为“适合鲁道夫·巴洛的自由”的大会。巴洛为在民主德国因“出卖国家”和“出卖机密”罪被判8年监禁的无党派人士说话。大会在大部分与德国统一民主党亲近的青年社会民主党举行，但甚至在确定了“缓和”的德国社民党中也尚有争议，而且左派“社团民主科学家”，瓦尔特·延塞属于其领导者之一，透露出来，民主德国当然有权对自己的公民“依据自己的法律准则采取行动”。就连与巴洛的被捕有关，奉青年社会民主党领导命令取消了对德国自由青年联盟代表的邀请，也碰到了党内的反对意见。巴洛，《选择》一书的作者，1980年被西德的德国社会统一党开除，成为了“绿党”的创建者之一，后来又离开了绿党。他死于1997年底。
施罗德没有忽略东欧形成的反对派，他认为：尽管东德“保守的新闻界”在独裁统治之下只进入了华沙条约的国家，已不能破坏缓和政策，同时他们又认为“智利的法西斯主义可以忍受，而且向巴西和阿根廷的将军献殷勤，为南非的种族主义辩护”。不管怎么样，他1978年7月在德国社民党的讲道书《柏林之声》中提出了疑问：“一个民主的左派应该因此而沉默还是去保护一个不是他自己的体系？他们应该限制外交成果通过沉默而成为可能吗？”他的回答是：“当然不是这样。民主的左派最先被要求。对他们来说‘有不同思想的自由’不因国界而停止，这种自由值得人们一再为之斗争。为达到真正的基于自由和平等的统一，同样的自称为社会主义的阶层必须不屈服地按社会主义的要求来衡量。这对于社会主义者是最优先考虑的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对巴洛的失败他也在这篇文章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并且这段话，尽管正式地寄给了德国共产党，在一开始就把矛头直指他在青年社会民主党的批评者：“当社会主义者在这里为在苏联组织反对党的可能奋斗时，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出于原则上的考虑并防止在自己的国家同样出现诋毁社会主义理想的可能性。谁反对这样做，就像德国共产党，并为民主德国就像对鲁道夫·巴洛的审判那样的恐怖审判辩护，谁就不仅仅是背叛了社会主义的原则，而且他也极其卑鄙地利用了自己国家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