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罗德继续写道，“民主德国的专制独裁”使“社会主义事业”在所有的国家，甚至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样也遭受了不可估量的伤害。法里兹·乌尔里希·法克在“法兰克福之声”对此大为不满：“这样，人们必须问，民主德国的一次专制行为真的就能够自动地、广泛地、并且还是在西方式的民主变种的体制下，给社会主义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吗？保守的西欧抗议者们从来没有想到，他们的事业会因为另外一个国家的军队权贵的罪行而出丑。逻辑上在这种情形下只能是感到很丢面子而已，事实上没有谁会把他自己的事业跟罪行制造者的事业混同起来。”
第五章第二次当选
在写传记时，人们总希望能写成这样：年轻的青年社会民主党政治家格哈德·施罗德极懂得如何用称得上富有煽动性的雄辩的言辞使自己光芒四射；他很早便将电视看作自我设计的一个极好手段信心十足地与媒体打着交道。但真实情况是，这位年轻的政治家在早期却完全以冗长的谈话著称。他往往要用四五个关系从句才能说清自己想说什么；而当他不知该如何说时，横空加入若干个插入句也是他的家常便饭。他的很多讲话模糊不清、漫无边际。电视媒体并不注意他，其实这也是为他好，因为直到80年代初，他在屈指可数的几次电视露面中依然表现得极其笨拙。报纸也是偶尔才对青年社会民主党以及它的领袖做报道。
“您担任社民党中青年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主席已有一年，但公众对您却鲜有耳闻。是您自己想保持沉默，还是不得不三缄其口？”1979年3月26日发表的一次谈话中，《明镜》杂志这样尖锐地问道。直到现在，人们还能从施罗德的回答中听出某种悔悟之情：“我想保持沉默，因为就青年社会民主党现在所拥有的力量来说，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我更倾向于讨论现实问题。但是如果有人说：这个或者那个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是个蠢蛋，他马上就会遭到逼问，并且必须在下半句话中说出：为什么那个人是个蠢蛋。”
4月1日，也就是上边那次采访公开后没多久，施罗德被批准继续担任青年社会民主党主席。在阿沙芬堡举行的联邦代表大会上——赫尔布特·威纳是特邀嘉宾——施罗德没有竞争对手，这个汉诺威人赢得了全部297票中的253票，在所有理事会成员中独占鳌头。就当时青年社会民主党的状况而言，人们甚至可以放心大胆地用“激动人心”四个字加以形容。与一年前一样七个领导位置在少数几个派别中分配：改革派社会民主党获三个，反修正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派分别得到两个位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施罗德激起了大多数代表的热情。尽管改革派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派的阵地战重新获得解决（左派以温和政策换取理事会中更多席位的尝试遭到失败），会议通过了种种决议，这些决议中青年社会民主党表明自己不再是共产主义小组，所有这些之上都有这位“阿沙芬堡的导演”的笔迹。不过：为了使他继续保住这一职位，一点小小的手腕还是必不可少的。本来联邦代表大会应在下半年的某个时候召开，但到那时施罗德将已经超过青年社会民主党35岁的年龄限制而不能再出席这一会议。于是青年社民党领导们很快决定将代表大会提前到3月底4月初召开，恰恰赶在了施罗德4月7日生日前一周。因为按青年社会民主党章程，在达到限制年龄前当选者，可以一直任职到下一次选举。
施罗德此时也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1979年6月9日，赫尔穆特·施密特甚至与他在总理办公室进行了单独会谈。这次会见正是这个下萨克森人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在这个不久前还被他称为“餐桌老顾客”的由社会民主党领导层中左翼组成的团体“法兰克福同志圈”中，他开始致力于能源政策问题的解决。在1979年11月的柏林党代会上他将提交自己拟定的改革方案，要求一次“彻底的能源政策的转变，并且相应取消原有核能政策”。
此年年底，将许多左派人士与“缓和政策”这一概念联系起来的希望遭到了重大的打击：苏联入侵阿富汗。华盛顿则以更广泛的贸易制裁进行反击。美国和联邦德国宣布对1980年将在莫斯科举行的奥运会进行抵制。此前不久，12月12日起草的北约双重协定的支持者们看到自己的立场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既然无法阻止苏联用SS20型中程核导弹扩充军备，那么西欧也应配置相应系统（派尔兴Ⅱ型）和反雷达核导弹（克鲁伊斯导弹）。按照波恩的建议，尤其是施密特的个人意见（这位总理曾在1977年作为第一个西方国家领导人提醒大家注意“苏联的欧洲战略倾斜政策”），西欧此次扩充军备应该和向莫斯科提交一份具体的裁军谈判计划同时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