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反对联盟的檄文还是支持己方的华美的好消息，这些不同的意见都不可能长久地遮遮掩掩。青年社会民主党左翼和主席的职位的距离是越来越远。《法兰克福评论》发表了一篇来自施罗德过去领导的哥庭根青年社会民主党的有力的批评文章：“你最迟在阿萨芬堡代表大会以来就开始了一个原则性的转向。被选为青年社会民主党绝大部分力量的代表后，你就抛弃了我们的立场并开始走向一种跟改良主义力量合作不分敌我的政治路线。”
青年社会民主党变得“比较柔顺”了，一些人在施罗德第二次执掌时间结束时批评道。他们把他一般被算作“温和派”的观点归因于这个成长于青年社会民主党时代的策略家现在想要作为社会民主党候选人被选入联邦议会而持有的一种“人民政党”的态度。施罗德坚贞不渝地推行着青年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改革，丝毫不理会来自左右两派的争吵。
一个柏林记者汉斯—彼得·萨特勒描述道：“引导着他在青年社会民主党的岁月里就踏上了一条富有政治前途的道路的，是他不可阻挡的野心，他的私人生活仅仅限于午夜到早饭时的那段时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铺平这条飞黄腾达之路而不断努力，任何微小的失误都可能会导致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从青年社会民主党发家的施罗德一定还记得一次意大利之行。当时他站在阿尔诺河岸上暗自发誓：“我早晚会成为联邦总理的！
第六章议员
德国首都波恩，1982年的某个时刻，漆黑的夜晚。大衣中还留着酒馆的气味，呼吸中能闻到啤酒蒸汽味，几个人从那个“省”，他们的酒店里走出来。大家说着笑着，在去往《星光》杂志老板亨利·纳能家的路上。“阿登纳大道”141号斜对面就是联邦总理府。一个酒鬼穿过大街，在那儿摇动着栏杆并大叫着：“我想在这里清静！”他的名字：格哈德·施罗德。
观察家们预计到施罗德不仅在青年社会民主党人那边而且在下萨克森州的任何时候都会在政治上走入死胡同。社会民主党人尊重青年社会民主党首领，“小棚的小猎狗”就像“一个不平常的政治天才”，《法兰克福汇报》写道：在1979年4月份预测“他有可能真的有所成就”。
施罗德于同年12月走上了正确的道路。社民党地方党代表大会以56票提名这位在职业生涯中不断训练雄辩口才的法学家为“汉诺威州1处”的联邦议会候选人。他因此挤掉了指定的候选人莫尼卡·甘斯福丝（40票）。社民党的基础选举机构根本不能占据选举圈中票的多数。20多万持选举权的人当中有大约一万移民，这些能买得起野外的小别墅的移民是汉诺威挣钱较多的人。
选举的竞争是很残酷的。联邦的层次上也是一样。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巴伐利亚州长、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作为基民盟的候选人和社民党主席施密特展开了竞争。左派一度因为当权者对权力极度的攫取而对这个州有错误的认识。青年社会民主党人施罗德也警告这里有成为“警察国家”的可能。当地的基民盟发起回击，将年轻的社民党新人在报纸的广告里宣传为“青年社会民主党人——施罗德——妖言惑众者”，“马克思主义者施罗德是莫斯科派别的头子”。
这个被假定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强调自己和以前的偶像赫尔穆特·施密特接近，这样做是为了美化左派的声誉。“总理和他的儿子”，他评价一张名为“和赫尔穆特在一起”的竞选照片时说。基民盟的候选人是迪特玛·卡斯，一位41岁的建筑工程师。他自我批评道：“我们当时很自觉地使用了青年社会民主党施罗德这块招牌并想起施罗德变成了一种‘孩子的装饰品’。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施罗德并不是真正危险、狂热的阶级斗争分子。”
社民党不仅必须要与基民盟斗争，而且在“绿党”的形象之下一轮新的竞争出现了。不过在北德意志的下萨克森由于基民盟是巴伐利亚人所介绍的候选人显得更加困难的情况下，斗争相对轻松一些。绿党首先以生态问题吸引了年轻投票者并通过毛泽东小组影响而迅速获得左派影响，对权力垄断发出挑战，在1980年全联邦绿色联盟出现前在1978年下萨克森州地方议会选举中以“绿色环保”的名义获得3.9％的选票这个显著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