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派在伯纳特退出以后，希望在1978年首先赢回在青年社会民主党中的地位。他们新的代表，来自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的赖哈德·舒尔茨在霍夫海姆成为主席。还在第一轮选举之前他就撤回了申请书：反修正主义者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者与大有前途的施罗德达成了一致。如果这两个左翼各有一名自己的候选人，改革者的代表就可以轻易地在青年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位子上走回头路了。
为了改革者们，31岁的来自萨尔布吕肯的奥特马尔·施莱纳卷土重来，尽管他自1969年获得了德国社民党的党证，但青年社会民主党的左派由于他以前曾是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青年组织“青年联盟”的成员而认为他很不可靠。施罗德在选举之前突然放弃了竞选。这本来会为“右翼”的施莱纳这位斯巴达克同盟和毛泽东思想两种思潮的重要对手铺平道路。条件是：这个党必须放弃它针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外围路线。这点德国社民党无法接受。在场的联邦事务领导人埃贡·巴尔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进行了投票表决：施罗德以164票对126票的显著优势击败了名列第二的沃尔夫冈。20年后，1998年初，德国社民党内应该搞一个有关风潮的命题论文，文中写如今的“左派”施莱纳反对“右派”（没有正是如此称呼）施罗德的竞选。这难道不是后来的一次报复尝试吗？
克劳斯—瓦韦·伯纳特经赫尔穆特·施密特和赫尔伯特·魏讷的斡旋，于1983年得以重返德国社民党，他向笔者回忆他当时的继任者时说：“施罗德算是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人，即使他在自己的党里也受一定程度的喜爱，他不会针对完全对立的思想。由于我的退出，在派系之争过后他成了合适的人选。”但是霍夫海姆的记者们这样报道并提醒说，内部批评家施罗德背地里说“也准备经过战略思考当机立断地放弃客观地位”。退出，是施罗德在以后的政治道路上还会经常面对的事情。
新生力量将在即将来临的4次州议会选举中（汉堡、下萨克森、黑森和巴伐利亚）“完全一致”地站在德国社民党一边，这是新的青年社会民主党领导在选举的第二天许诺。此外他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派同盟者解释，和不可能和“贯彻斯大林方针的德国共产党联合”。此外，他这样安抚左派，青年社会民主党不会不提或完全放弃它的“原则性立场”。同时他在接受西德广播电台的一次采访时声称，与青年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的激进公告已经是他第一次全国考试的课题了。施罗德对自由柏林电视台说，公务员法应被统一的职业法所代替。一个未被禁止的党派的成员和活动不应该成为公共职务招收的准则，因此与之相符的考核方法应该取消。施罗德在与激进公告的关系中多次保证，在这个问题上他不会将德国共产党、德国国家民主党和西德共产主义联盟区别对待。
社会民主党的《斯潘道尔人民报》在一篇名为《深深的墓穴》的评论中抱怨说，霍夫海姆的大会已经被标明了“首先通过将青年社会民主党分成3组，其中两个离德国社民党最远的占绝对多数（反修正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笔者按），第二尝试是将德国社民党的具体政策同其强烈的反对立场相对比。从‘激进公告’经过‘反恐怖法’，到与德国共产党合作，直到所谓‘大鼻子法庭’之争（左派集会，指责联邦德国损害人权，笔者按），社会民主党的继任者没有放过任何加深通向受德国社民党广泛多数接受的政策的壕沟的机会”。“警钟响得更厉害了。当时的联邦议会代表，也是今天的联邦发展部长卡尔迪特·施潘格（基社盟）在波恩指责，德国社民党的“左派激进青年组织”已经选出了施罗德这位“前共产主义政策的代表”为主席。埃贡·巴尔也为其祝福，这一切都“说明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状况”。
新出炉的青年社会民主党领导并没有对这种评论产生深刻的印象。他多次重申，德国社民党的支持“并不意味着同政府政策划等号，这种支持也带有长期改变德国社民党及其政策的目的”。施罗德在当选几周后同德国社民党左派的彼得·康何蒂和克劳塞·图兴一起在德国社民党波恩地区的一次集会上号召攻击党和联邦总理施密特。他解释说，在德国社民党与自由民主党执政的联邦共和国中产生了一种与国家任务相违背的观点。对此必须唤起生活中的“公民积极性”，这种积极性应兼有反对派的政策思想和目标。在与青年社会民主党的一个代表团赴莫斯科访问时，他针对从美国引进的中子弹作了宣传。1978年5月8日，在德国国防军投降33周年纪念日，施罗德在苏联报纸《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反对美国扩军计划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