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施罗德也批评了，“包括绿党在内的左派对阿富汗事件奇怪的保留态度”，他称“左派中为苏联的军事干涉辩解的人像德国共产党一样怯懦无能”（不久柏林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派也歌颂苏联的入侵为“莫斯科的兄弟般的援助”）。现在重要的是，防止此次危机对欧洲造成冲击，继续推行缓和政策，并且将这一受条约约束的缓和原则“推广到这一原则现在还不起作用或者从未起过作用的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克劳斯·根里希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对此分析道：“施罗德暗示，因为缓和政策在那里（阿富汗）还未曾发挥作用，所以这次军事干涉与缓和政策无关。”
施罗德，从一开始他就因其年龄而成为过渡型候选人的范例，同时又被认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反修正主义”两个派别间城堡和平的产物。当他在青年社会民主党任期将满时，在社会民主党队伍中他已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社会民主党满意地注意到施罗德总的说来极为成功：他防止青年社会民主党成为一支极端化的党派力量，并且使之重新走进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施罗德本人在1973年参加了工会的公开服务项目—运输和交通）。与此同时，他一步步疏远了那些曾为他扫清了通往青年社会民主党领袖位置的道路激进的同伴，而正是这些人。
社会民主党右派汉斯·阿培尔在他的日记《下山之路》中回忆起他在1980年3月代表社会民主党与青年社会民主党领袖们进行的一次谈话:“他们只会‘谩骂’。当我们成功时，他们就转过来支持我们。他们要求少数服从多数，但只有当他们认为必要时，他们才坚持这一原则。”施罗德则是一个例外：当他的同伴给前任国防部长留下“相当激进”、“只想坚持反对党学说”的印象时，施罗德，这位青年社民党主席则以他理性的行为显得鹤立鸡群。“他懂得分析，知道如何陈述理由并且善于变通。除此之外：当这种联系对他还有用时，他不想扯断与社会民主党相连的丝线。”
在青年社会民主党中，施罗德以自己明智而现实的政策以及出色的组织才能往往能说服绝大多数人；即使他某一回不能使所有人信服时，他也会使自己成为多数派的一员。为了适应环境，他在此期间宣称：“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秩序。我们的历史任务（它也是我们自建立以来一而贯之的任务）是消除这一秩序中不人道的结构。”这简直是革命性的诗篇，但是作者却是在青年社会民主党日常工作中以写现实性散文著称的施罗德。他当时向记者保证道“我在社会民主党中代表这个社会民主主义群众性政党中的社会主义少数派”，恰恰是为了也能讨好右派中的某些人，“这些人对于那些并非由他们自己提出的讨论方案，至少能够以理解的态度加以接受。”在同一次采访中他还批评了埃贡·巴尔，因为此人将施罗德的前任本奈特排挤出了社会民主党，为了更多地赞扬本奈特，施罗德还说，自己与他有着“愉快的共同工作的经验”。而当他自己的实用主义对于他那些理论狂的同伴来说太过分时，他便将他的前任之一沃夫冈·罗特骂为“放弃所有改变要求的人”，并且通过采访在《路德月报》上保证：“不错，我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正是青年社会民主党政治立场的具体表述。”
在此期间施罗德似乎在尝试与政治对手激烈论战，从而偏离与母党保持原则上完全一致——这按青年社会民主党的眼光来看多少有些无耻。不过除此之外它倒也有令人欣喜的作用：施罗德开始为媒体所注意，因为他的攻击性行为。1979年8月，他这样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前进报》说道：假如在上一次联邦议院大选中，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总理候选人弗兰兹·约瑟夫·施特劳斯获胜，那么“联邦德国将成为一个独裁的警察国家”。基督教社会联盟的影响使基民盟在过去几年中已“蜕化为一个反动政党，基民盟已转化成有组织的右倾主义联盟”。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议会联盟党团领导人菲利浦·于宁格（“政治敌人诋毁性的野蛮攻击”）和基督教社会联盟新闻发言人戈得尔·罗森贝格（“为了保证新闻界的健康，《前进报》不应发表所有的东西，尤其当它们是说话者为了自身利益而发的愚蠢言论时”），甚至亲基民盟的基督教民主学生社团也受到施罗德的影响：1980年5月，当这位青年社会民主党领袖公开地拒绝了跟基督教民主学生社团，那帮“弗兰兹·约瑟夫·施特劳斯的青年帮”的每一件合作的同时，他提出了“对侮辱性行为的刑事诉讼请求”。媒体自然把他们的争论题目——以及诉讼请求书都不顾三七二十一捅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