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萨克森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政治家维尔弗里德·哈泽尔曼和鲁道夫·塞特尔斯指责青年社会民主党这一点时，施罗德总是做得像个“反宪法者”，他获得了一个搁置声名——在这一段时期他和同事黑尔加·里施禾勒—布特纳和迪特黑希·布施曼一起建立了一个自己的社团。但是接着他却于1978年7月因为替当时的恐怖主义者和红军派的高层理论家霍斯特·马勒尔辩护而挑起了有关他对自由民主党基本秩序的态度的继续讨论。施罗德应该得到一个“未解决的执行”，即本该在拘禁时间的2/3后撤销解职。1936年出生的马勒尔，也是律师，1967年参与在柏林建立“共和派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后来成为院外反对派的思想中心。1968年他为百货公司纵火犯安德里亚斯·巴德辩护并在判决之后于1970年5月参与了一次解救行动并获得成功。他与巴德、古德龙·恩斯林和乌里克·曼霍夫一起先在西柏林秘密活动接着在约旦建立红军派（RAF)。他们准备向“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联邦德国”，向“肮脏的体系”开战。恐怖分子和其他同志一起于1970年9月抢劫了3家银行共抢获了20万马克。几天后全副武装的马勒尔在柏林被捕，1973年2月以“与犯罪集团一起持械抢劫并建立恐怖社团”的罪名被判12年监禁。由于他参与解救巴德而被加刑至14年。在监禁期间马勒尔最初继续用他的意识形态著作（“关于武装斗争”）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但随着时间的变化就渐渐出现了同其他恐怖主义者在世界观以及个人观点上的争执。1974年被关押在施达姆海姆的骨干恩斯林、巴德和扬·卡尔·拉斯帕将他们以前的理论指导者马勒尔开除出了红军派。
在一个法制国家中每一位被告，包括恐怖主义者，都有按规章辩护的权力，这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如今，1978年，施罗德应该为马勒尔卖力却影响了所谓的“德国1977年秋”还有民众的意识：那年4月联邦大律师西格法里德·布巴克和两位陪审员被杀害，7月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主席于尔根·蓬滕同样也被红军派的小分队杀死。1977年9月雇主主席汉斯·马丁·施莱雅遭到绑架，他的司机及三名警察被残酷地枪杀。通过知名的人质施莱雅，他们要求释放被关押的红军派成员。为了进一步施加压力，10月还有一架载有82人的汉莎航空公司飞机被劫持，机长被杀。但是国家不能受勒索。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于9月15日在联邦议会前直接面对了恐怖分子：“我们不会为你们的疯狂想法所动。你们自以为是被选中的小部分精英人物——你们是这样写的——被选中来解放大众的。你们搞错了：大众反对你们！”联邦边境防卫处的反恐怖部队，于10月18日在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对被绑架的飞机进行了攻击，解救了人质。红军派几小时后采取了行动：汉斯·马丁·施莱雅在受恐怖分子控制了43天以后被“处死”。
马勒尔与这个行动无关。尽管如此这位红军派的建立者对公众来说也和“普通”当事人完全不同。当青年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本来已注定成为市民的恐惧时，一个像施罗德这样的左派律师可以很快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怀疑同情恐怖分子，这一点其他的红军派律师甚至毫不否认。这样如汉斯—克里斯蒂安·施托贝拉，今日柏林的绿党政治家，1982年因“支持犯罪社团”，而被联邦法院判处10个月监禁缓期执行。
施罗德后来对他的半官方传记作者安娜·赫克雷娜说，他已经“非常害怕”。另一方面他希望，他当时出于对美国电视连续剧律师帕里·马松—一位现代法律界的罗宾汉——的热情而决定的职业，不是以“这样的顾虑”开始就好了。但是对他来说马勒尔与他的过去明显的决裂是至关重要的。当1975年2月恐怖小组“7月2日行动”劫持柏林基民盟主席彼得·洛伦茨，要求释放被关押同党时，马勒尔放弃了自由留在监狱，尽管他本来是在营救名单之列的。
现在马勒尔说，施罗德从没对他说起过他“害怕”。他表现出有兴趣，但是也要求抽时间进行考虑，然后向他的夫人安娜询问建议，她劝服了他。马勒尔非常坦诚地说：“我选施罗德作律师当然是出于一些政治目的。我希望他担任青年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职务，以此劳动德国社民党的活动。他拥有一切先决条件：他当时是律师，在联邦议会里显得雄心勃勃。他当时已对我说过，他想当总理。我认为，他是个出色的律师，但这一点我当时不感兴趣。在申请公开执行时要求书面申请诉状，每一个律师都可起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