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青年社会民主党中“反修正主义”派的“军师”。施罗德和“反修正主义”的指导者赫尔穆特·科特一起致力于建立一个维护“雇员利益”的“社会主义派”。此外还有亲共产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派”（源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代表克劳斯－乌韦·伯纳特，1977年在汉堡当先为青年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他得到施罗德的反修正主义派支持；仅以4标领先于萨尔布吕肯的欧得马尔·施莱纳，德国社民党的候选人，受伯纳特前任海德玛丽·维克佐格一则约偏爱的改革家（“维克佐格一则约”至今仍被当时的对手嘲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宣传同共产主义者联盟。伯纳特在选举后不久就被德国社民党开除出党，因为他拒绝放弃这一要求。接班的人群情激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宣称：“现在要这么做”。
1978年联邦大会以前的历史对青年社会民主党来说很重要，因为它表明的不仅是青年社会民主党还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的典型情况。70年代由德国社民党执政的政府对于政治理论并没有太多的意向。1959年高得斯纲领党代会特别说明，是实用主义的形式是人民党内改变的结果，这种实用主义被有追求的青年社会民主党看成是意识形态上的赤字。在卡斯特·弗伊格特任主席职位期间，在学生抗议以及院外反对派的背景之下开始了社团的极“左”化。忠实于德国社民党的人，如来自莱茵兰—普巴耳茨州的鲁道夫·沙平，来自基尔的诺贝尔特·冈泽以及来自汉诺威的格尔德·安德斯对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反修正主义都渐渐转入了守势。
让我们更近一点儿来观察这两股思潮：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派从汉堡、柏林和州联盟以及受社会主义高校联盟决定性影响的北下萨克森区政府发展而来。对于它的拥护者来说，国家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工具”。与最初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不同的是，它宣称是从列宁主义发展而来，受东德科学家重视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这种当前的经济情况以“重要的生产资料集中在大垄断集团手中”而出名。另一种表达为：国家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代理人！社会主义者只需将权力接收，以使一切在社会主义国家垄断之下变得更好。它的特征是“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和“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这一理论不再提到议会体系。因此当时的青年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约翰纳·施特拉斯尔已经在1973年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派讨论时提到，在内容方面与正统共产主义的德国共产党立场的区别在哪里。
反修正主义派，也被称为“汉诺威派”，源于汉诺威青年社会民主党的区政府，与正统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相反，它深受“新左派”的反独裁思想影响。它同由社会科学家奥斯卡·耐格特（他，有才智的马克思主义者，与那个时候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施罗德至今仍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他对作者说“我们的分歧是令人兴奋的”）在奥芬巴赫创建的“社会主义办公处”有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个办公处在学生运动时暂时宣告结束，院外反对派进入低潮之后成为“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心”。反修正主义派主要在州首府的大学中以及哥庭根招募成员。他们基本上拒绝改革策略，理由是这使党和工会降级为“资本主义繁荣的保护者”。就连在国家与社会的机构中所赢得的地位和影响也会是屈居第二的。换句话说：与对党的忠诚无关，与被大众所接收有关。几十年后的今天，这种思想的很多东西都可以被施罗德至少是转入内心了。
作为青年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年轻激进分子”反修正主义派，捍卫“自己组织”与“自己动员”的目标。逐步地改革不可能是社会政治的目标，顶多会被“看成是政治斗争的手段”。下面这个问题会对其评价十分重要，即它是否会使“基层社会主义斗争”变得容易，还是会在群众坚持在政治活动中扮演积极角色的同时用从高层立法的方式代替这种斗争。按他们的设想“依赖工资的基层权力的展开”会导致“体系的危机”，从而通过这些依赖工资生活的人们夺取“生产资料”。以“改良主义的”工会这种形式将工人的权力组织起来，必须在这样的范围内发展，沃尔夫冈·克劳泽这样描述反修正主义者的地位：“企业主对危机的反应转变为针对它的致命武器，尽管是以工人最终自己夺取被资本中止的生产的形式。唯有如此才意味着社会主义！”施罗德1993年回顾青年社会民主党当年的路线之争时说：“我们没有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那样吹胡子瞪眼。”但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反修正主义，两种理论的中央都存在着另一个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