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在这个象征着背离固有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形式的年份，这个24岁的大学生和比他小4岁的女朋友见习期的图书管理员爱娃·舒巴赫，结了婚。
与此同时他成为了哥庭根社会民主党下属地区委员会的一名委员，除此之外他还于1969年担任了哥庭根青年社会民主党党主席。那些对他日后地位非常有用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论惯用语，他不但从左倾的经典作家的著作中，而且从这些著作的参考书目中，领会了不少。专注于地方政治建设的施罗德无疑是最大的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只得到短暂的成果，就是接了他的班。他们的目标就是：“全力阻止右倾的施罗德！”因此他的政敌，现在的社会民主党联邦议会议员德特勒夫·冯·拉赫尔，处心积虑地想从这个法律大学生手中把青年社会民主党地区领导权重新夺回来。但机关算尽，却反而在争夺哥庭根社民党党主席职务时一败涂地。这个野心家在决定性的斗争中以三票之差败北。一位左派的女战友居然拒绝给予他支持。她的名字就是：茵娥·魏提希—丹尼尔迈尔，以后曾做过联邦党财务主管。
而后一连串的闹哄哄的局面，虽然至少并非跟政治生活直接相关，却也严重扰乱施罗德的私人生活：他在青年社民党内部权力斗争中结识了社会主义高校协会活动积极分子安娜·塔森马赫，并且走得更远；在他和爱娃结婚三年后他跟她离婚并于1972年跟这位研究英国语言文学和罗马法学的大学生结婚。
他的论文题目是“一所医院的医疗主任是否可以因为他在一个未被禁止的党派有会员资格而被迫离职？”这样一个非常有现实意义的颇具争议性的话题。1972年1月28日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的带领各联邦州政府对公共职务求职者的考察和招聘程序进行了讨论并起草了那个所谓的“激进公告”：“一个有敌视宪法的活动的求职者，不得招聘到公共职务上。如果一个求职者隶属于某反宪法纲领的组织，这种身份使人可以怀疑，他是否一如既往地赞成自由民主的根本秩序。这种怀疑可以成为用人机构依照规定拒绝聘用的合法理由。”
施罗德对此提出异议。他对所考的问题回答了“不”并在以后解释道：“从关于职业考核的政治讨论中我当时还不能完全赞同。”他的观点是更多地在于要有一个完善而公平的法律程序。
施罗德得到一份克里斯蒂安·斯达克教授的教学职位上的半职助教工作。同时在哥庭根老城区有了一间工作住所。他在汉诺威维尔纳·霍尔特法特律师事务所完成了作为候补官员的一个重要过程，霍尔特法特是党的一个朋友和过去德国国防军军官，还跟老的、国家的舒马赫的社会民主党有过联系。施罗德在哥庭根人的影响下跟他越来越疏远；他的偶像早就不再是赫尔穆特·施密特这个汉堡人心目中的元老，而是被从1969年起就在社会自由联盟的顶峰担任联邦总理的维利·勃兰特所取代。
这位1971年起成为汉诺威地区青年社会民主党主席的法学家（施罗德：“……我不愿意在任何场合坚持让人们对我施加过高的压力。”),1976年通过了第二次国家考核——这次甚至得到了“非常优秀”这个特别的分数。这位32岁的大学生带着光辉的前途正式成为了汉诺威维尔纳·霍尔特佛特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暂时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工作当中。此后他的重要任务是如何在长久以来分为无数派别的青年社会民主党中得到发展。施罗德拒绝了各种要求他为某一党派参加竞选的要求，他说：“如果我要进入领导机构的话，就只能是主席。”
第四章统一青年社会民主党
因发令枪走火而起跑：当施罗德20年前当选为青年社会民主党主席时，德意志通讯社的一名记者注意到，一位“老兵”爬到了德国社民党青年组织的领导位置。事实上，施罗德，他那时的头发不比现在长多少。1978年2月12日在霍夫海姆／陶努斯举行的青年社会民主党联邦大会上，他就外型而言已经不是一个年轻的激进分子，而是一位33岁的已婚已获得了律师资格的法学家了。按照青年社会民主党的章程，他两年后就不允许再任职了。施罗德是那种可以被称做“激进雅皮士”的人，也许还可以被称为“周末假革命家”。他与当时的妻子安娜约定：“平时，拥有绝对优先权的是在事务所工作的安娜——到了周末优先民权属于他这位青年社会民主党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