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研究员福尔克·赫特里希把这种政治上的举止称为“非政治的政治”。其他人论及至此称之为“选举的美国化”。无论人们喜欢怎样命名这些现象，这些都与这任职的联邦总理的个性不符（虽然他早就成为了大众媒介运动员，常在比奥勒克身边或喜欢与贝尔迪·福格特和国家队员球队员留影），也不符合多疑的知识分子奥斯卡·拉封丹的个性。这种政治形式对于充满活力、大多数时候都微笑着的施罗德的本质反而是更为理想的方式。他在玛丽·克蕾尔的鼎盛时期表现出来的独立自主和同《法兰克福汇报》的采访时一模一样，同时他在高层人物圈子内受到与《您了解娱乐吗？》一样好的待遇。这使政治生存在现在的形势下更轻松一些，但是它却鼓动了明天潜在的选民。当一位竞选人的娱乐价值使一个人松弛的时候，他们在后来就匆匆忙忙地奔向这位竞选者。
在《塔茨》的首版在下萨克森竞选结束以后的第二天早晨，就已经有这样的字句：“施罗德的竞选对于左派来说是一个失败。”这位挑战者是这样论证的“降低在波恩的红绿政治的可能性这一值得称呼的名称。竞选算术上能奏效的，政治上起不了一丝作用。红绿党的主要项目，生态社会主义党派的改建，同施罗德一起的这些人们在星期天装饰用的装饰花纹、点缀图案在政治的日常生活中却不需要。因为施罗德代表的是钢铁般坚硬的发展信念。”
左翼的《塔茨》所认为的危险的东西却被其他人断言为机遇。右翼善于思考的新闻工作者乌来里希·沙赫特在文化杂志《解毒药》中是这样的欢欣鼓舞：“下萨克森州竞选的夜晚里，一出政治剧正在德国上演，在用于压缩空气的锤子的巨大冲击力下，‘波恩共和国’的混凝土地板将变成垃圾堆。如果一切都没有弄错的话。”他继续说：“谁与德国联系着，谁因此希望德国处于最佳状态，谁就必须于1998年9月27日选举施罗德，凡是兜里总是装着党章或者此外还知道施罗德的一些情况的人都应该这样。除此之外就是冒险。”这是一位保守派令人吃惊的选举号召！左翼派京特·格拉斯也像他在1972年勃兰特竞选斗争中一样，替社民党高呼了铁皮鼓。但是他的热忱相比较而言显得很低：在一次萨克森支柱事件中让人把此话记录下来给竞选者本人：“人们背后议论他是意志力与影响力。”人们在背后议论。
但是实际上，总理职务并不是施罗德的目标，即“在授权中的长征”的最后仍屹立不倒。但是这个目标远远没有达到的话，还应该达到什么呢？“在科尔领导下1968年后的人在绝大多数社会领域安安心心地接受了权力，至少在政府阶层下面是这样。对于科尔掌权时期典型的是家庭垃圾分类放置、未婚同居为全社会所接受、妇女发展计划、对同性恋的很大程度的宽容与堕胎权利的自由化。这些发展的绝大部分并不是科尔促进的，他也许还不希望这些发展，但他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意念去阻止它们”，柏林记者哈拉尔德·马腾斯泰因如此写道。如果现在再来一位改革的人，西德的1968年后的人就得为社会保险、工作地位及成为玩物担忧了。经历过战争与重建的老一辈人本来就能对匮乏妥协的；年轻人失去的东西要少些；而东部的居民还没有主观臆想能得到奢侈的保证。
也许施罗德是最有声望的委托人，从前的恐怖主义者霍斯特·马勒尔认为，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可以成为一位能将“过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制”领进现代社会并且使之能适宜于21世纪的人。那就是说是否是一个德国的托尼·布莱尔，将引导德国进入新自由主义的转折点？或者至少是莱内尔·约斯宾，这个一直要夺回权力，结果却失去干劲的人？马勒尔说：“做比较是不合适的。施罗德是德国的施罗德，或者什么也不是。他必须也有能力实施德国如此迫切需要的革新。纲领与意识形态所确定的国家机器将给他带来的阻力可能非常大。不过，如同他在他的党派中使自己的地位得以确认，靠的是他将公众工具主义化那样，他现在也必须通过大众媒体并向人们显示，这关系到事件，而不是关系到意识。”
马勒尔使施罗德与保守的社会主义哲学家京牧·罗尔摩泽尔在1981年初相识。这位霍恩海姆教授、当时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专职哲学家”（布莱梅电台）在联邦总理科尔那儿也不能被容忍了，因为他总是在常用的流行语“惨败”的话语中一再向联盟许诺（尤其是在1985年5月基民盟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议会选举中迅速失去选票的时候），但是根据罗尔摩泽尔的观点没有到来的“精神与道德上的转变”，应催一催了。与此相反，对于社会民主党青年党员施罗德，马勒尔与罗尔摩泽尔现在回忆起至今仍不为人知的在斯图加特的会晤时认为，一个时间较长的、坦率的交谈还是有可能的。主题有：黑格尔的国家理论，接着是神灵和世界。罗尔摩泽尔接着说，不是很博学的施罗德最初充当的只是一名老实巴交的听众，“但是他有充足的聪明，使之最终能参与讨论，同时他也没有显示出对于这些同他在社会民主党青年党员环境下所熟悉的不同观点的厌恶，他的阐述一点也不教条主义”。罗尔摩泽尔当时很确信：“他会有所成就的！”同时他还认为：“很明显，他对于马克思著作一行都没有读过。”这位保守派思想家现在承认，对于施罗德有可能成为下届联邦总理，“我不该这么梦想的”。稍后，1981年9月，施罗德作为公开讨论会的讨论者在魏可尔斯海姆的大学中心露面。讨论的主题是“精神领导意味着什么？”而大学中心在几个竭力赞成左翼的圈子中被视作反动的、臭名昭著的“右翼分子的思想工厂”。他的开场白是这样：“我自然考虑过我该不该来，因为关于这个学院我当然有所耳闻。但是我来参加了，原因有两个：第一，我过去、现在都很好奇，同时我也不想放弃它；第二，我实际上很反对把社会主义者与保守派之间的讨论列为禁忌，连参加一方或另一方的这类讨论就被视为有失体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