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谁想把德国领进21世纪，要求他的不是一种“谦虚的结束”，而要求有谦虚的勇气，必须开诚布公地告诉选民不要期待充分就业，也不要指望能避开成为牺牲品。没有重创，没有现在工资的削减，没有现在生活水平的降低，就不能赢得未来。这些困难仅仅是在无限膨胀的全体利益价值的个性化产生抵触的时候才暴露出来。对这些东西需要有一种集体认同感。宗教在我们这个日趋世俗化的现代社会中对此能力挽狂澜吗？或者刚诞生不久的交换主义的观念呢？在这个支离破碎的社会里，也许当一位具备协调能力的政治家使德国人顺从德国的现状，同时无论所有的历史罪责而恢复对国家的客观关系的时候，思想方法的捐赠才能成为可能。
这涉及到的不只是站在现代经济政策一至十级阶梯中之一的工业界主席哈斯·奥拉夫·亨克尔何时编排出的一份政党纲领（施罗德于1997年12月给了他6条要点的想法，而自由民主党的纲领有9条，对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他出于周到的考虑而不予评价），还关系到一个简单的问题：即在中期或长期，福利与权利，财政所有物与社会需要才能再次挤掉水分精确计算出结果。还没有其他途径使我们把未来的德国叫做柏林共和国，它将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德国；并非什么宪法之类被改变了，而是我们必须习惯于降低的富裕程度；或者未来的德国压根儿就不存在。说出这番话是不招人喜欢的。中断的、投机的则是对每个人许诺给予他或她所希望得到的，同时还小声加一句：如果财政许可的话……沉湎于这种讨人喜欢的方式，不仅仅是制定纲领的红党，黑党的布卢姆派或盖斯勒派都也同样醉心于此。
这是提示语，通常反对施罗德这个下萨克森人的批评是：施罗德对打算投资的企业的生态成套生产作了滔滔不绝的批评，要求驱逐外国刑事罪犯出境，对于软弱的欧盟最初是调查，而现在仅仅是态度上对此表示警告，这些施罗德都仅仅达到“纸上谈兵”的水平。难道特别是在一个典型性的民主制度下，这个社会之子，政治家，他所说的都是他实际所想的，所认为的，这种情况并非可能？甚至有时候与大部分民众所思所想也一致的时候也不可能吗？施罗德说：“如果招人喜欢被理解为接受民众的期待与忧虑，那么我不认为招人喜欢是一种指责。”此外许多人表示赞成，如果施罗德与其他有争议的课题打交道的话，他本可以更为轻松而不用弄得自己遍体鳞伤地就能爬到社民党最高层的。而社会民主党青年党员施罗德德这个压根儿还没有得到公众或大街小巷的共鸣的人，有时赞同非正统的原则性而非估计性的观点，且并不能希望对此什么时间会有鼓掌声。比方说，由于人道主义原因他拼命为鲁道夫·黑斯的释放说好话或是因为政治信念而加入西柏林的鲁夫—巴霍代表大会。如果谁把施罗德当作机会主义的化身来描述，谁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也就是否认实际的主观臆想的真理从本质上说更为投机。
与意识形态越来越远的距离可以发展为观念。在偶然情况下坦率会成为失去原则的同义词。艾哈德总理永远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勃兰特总理则与新东方政策相联系，施密特总理下台了，因为他在后期军备问题上不肯动摇自己的信念，而当联邦议院应该拒绝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时，科尔总理应该置之不理。而对于施罗德这样一位总理有什么理由能使之下野呢？他的警告，他将主张“公平”，因为作为出身贫寒的孩子他亲身体验了社会的歧视，这一警告甚至能很真诚，然而它实在太抽象了而不能从政治角度去掂量它。施罗德希望获得权力，而科尔也希望当选为第17个年头的“国家的第一先生”，也许是反对那些为追求权力而追求权力的人，这并不是反对任何想得到权力的人。
科尔有时也改变自己的立场，以前他把政治联盟作为货币联盟的先决条件，而现在，不必了解是否会有政治一体化他也为欧盟奋斗。但是几乎没有一位政治家像格哈德·施罗德那样在如此多的问题上将原则抛于脑后。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曾添上了下列话语：“我以前的愚蠢的废话跟我有什么关系？”而对于这位总理候选人施罗德来说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说：“我今天的愚蠢的废话在明天跟我有什么关系？”一个现实的例子，1998年3月在争论所谓的“大规模偷袭”的问题时，他为社会民主党与联邦政府之间议定的路线大作宣传，根据这路线应该只有少数几个工作小组不必受“音响房屋监视”。而这一妥协在联邦参议院中流产了。社会民主党与绿党联盟在调停委员会协助下最终提交了一份新的法律文本，这一文本将窃听禁令扩大到附加的、法律意义上更难以定义的工作小组的范围，由此实际上也就使之更没有一点实质性意义。因为在联邦议会的一次关键性表决中一些自由民主党代表赞成新的文本，联盟经历了一次痛楚的失败，这被视作科尔政府结束的新的不祥之兆。有这样的怪论：从偷袭法案实际上的失败中最终获利的是那个格哈德·施罗德，他曾经在这一时事性的争论中对这一法案表示赞同，而他在1993年时还这么说：“当我今天以同样的热情保卫公民权利，反对法制国家中完全无法想象的诸如在私人住宅里窃听这类企图时，对此在我自己的政党中我更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