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窃听先反对继而赞同；才反对修改政治避难权而后又首肯；对欧盟卫士90型歼击机方案先是反对然后赞同；赞同“非军事化”而几年以后又同意出口战舰；以前是红绿党联盟的开路先锋，现在又是毫不宽容地批判生态党派缺乏政府组织能力的批评家；以前鼓吹“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而现在却赞同一种感觉无拘无束的经济秩序。所有这些是否是灵活性与求知欲的例证呢？也许是善变的啄木鸟的特性呢？艾德蒙特·施多伊贝尔（基督教社会主义同盟）将施罗德赞美为“一位实用主义的而非意识形态上的政治家”，他与施罗德在很多政见上观点一致。这位上层人物又在上面加了一句：“我们之间最大的不同点是我现在说的话同我1979年时说的话没有什么差别。”
格哈德·施罗德是谁？至多是一张明显地反对在任者赫尔穆特·科尔的图样。从表面上看，这个小个子下萨克森人（他自己吹嘘身高达到1.81米，然而实际上有5～6厘米的夸张）带着一张引人注目的生气勃勃的脸孔与高大肥胖的法耳茨人相对。一个戴着阿玛妮领带的产籍登记处的滑头与穿着不受流行式样影响的人人信赖的父亲相对。平易近人的同事般的态度与有涵养的父亲般的态度相对。一时冲动的“喔唷！现在我来啦！”与从容不迫的“我已在这儿很久了”相对。哈瓦那雪茄与大肚子贪吃相对。
也许两人之间并非如此的不一样？也许在施罗德身上的仍有许多地方不是反对科尔的图案的可能性。
科尔与施罗德两人都是“政治动物”。按照阿伦斯巴赫民意调查员雷那特·科歇尔的话，“当我们弄清楚大众的看法与趋势时”，总理已经“通常很早就感觉到了”；候选人本能地一再拥有那些民众期待着的课题，即使它们与政治标准或党派决议相抵触。两人都不害怕赞同招人喜欢的主意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即在原则性的信念上自律。两者都将大众舆论作为基础，两者都由此使他们的竞选斗争人格主义化。
科尔与施罗德，两人都是非常聪明却又完全不同的有理智的人；一个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历史学者，以博学与修养作为弥补；另一个是冷静理智的法律研究者，以雄辩的口才与能通神的个人魅力来弥补；两人都没有突出的外语能力。
然而两者的区别并不仅在于外表或个人的体型。1930年出生于一个家境还不错的官员的家庭的科尔，作为青年在希特勒时代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空袭、痛苦、死亡与存在的战争。所有这些经历和莱茵地区基督教的环境唤起了他对想象的没有争斗、统一的欧洲的渴望。
新教徒施罗德，在科尔出生的14年后诞生在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中，他体验了日常生活的种种愁苦，却没有经历过战争。童年时代与青年时代为他们的性格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法耳茨人的永远像老父亲般的严肃，与失去了父亲的下萨克森人常常显得不成熟的轻率。
14年在一个时代中是很长的：当科尔成为美因兹的州总理时，当同样在1982年时克服不信任表决成为联邦总理时，当1983年时选民们都认可他时，传媒时代都还未真正来临。那时只有德国公法性广播电视台工作组（德国电视一台）与德国电视二台，《明镜》周刊与各种不同的日报。直到1984年，当这位总理都已经正式上任了，才有了卢森堡广播电视台与美因兹的卫星一台，后来在空中才有了越来越多的电视发射台。
而对于施罗德而言，情形完全两样：他政治上的普及完全是在两种体制下，地地道道的电视时代中进行的，在那一年他第一次希望成为下届联邦总理竞选人的时候，1993年《焦点》与另一份新闻杂志诞生了。随着社会权利的日益丧失，权力精英们代表的角色逐渐发生了变化：以前政策政治家可以“同意”或拒绝采访。而现在每年的365天日日都在进行着竞选斗争。谁的陈述要是一直不为人所知或者谁的重要信息没有被传出去，谁要是不在永远灵通的消息中露露脸儿，谁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在传统的新闻报道中这些关于电视出现频率的竞争早就不再有界限了。后来又增加了电视谈话节目，尽管70年代期间发展较为缓慢，但以后便迅猛不可阻挡；后来演变成纯娱乐节目甚至变为政治讨论会的电视节目。格哈德·施罗德——逐一列举——是贝克曼、可特卡尔克和比奥勒克节目的宾客。在哈拉乐德·施密特主持的晚间娱乐节目中施罗德虽然不是真正出场（至少直到本书编辑定稿之时），但是，在与他当时的妻子希尔特鲁得进行“玫瑰之战”的时候，他以多种多样的插科打诨及各种玩笑等形式（“卡利伍尔斯特”）成为在午夜荧屏经常亮相的人物。有时候实际与杜撰的界限荡然无存了：在迪特尔·魏德尔的德国电视二台制作的节目《大人物贝尔海姆》中施罗德于1991年在演员大腕儿诸如马里奥·阿朵夫，维尔·克瓦特福里格与海因茨·舒伯特边上饰演配角即下萨克森州长本人。1992年美因兹卫星一台宣布，施罗德州长将成为“我们体育编辑部的自由同事”。但是，直到今天，还没有“自由同事”的任何苗头，正如卫星台一台新闻处在回答询问时证实的那样，但是施罗德在这种推测性的宣告中总是给人们更进一步的消息，不管是在“政治”方面或是在“综合”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