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党在4月的莱比锡候选人提名大会后严格地遵循着这样一个策略。在这一年之前经常发生的领导层的争论几乎不复存在。很显然在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内因赞成施罗德总理的决定带来了党内各派别的和平，即使纲领性的反对者拉封丹也是如此。“现在就”或是“永远不”！或是“永远的总理”科尔被社会民主党这位充满活力的抢镜头的“冒险家”狠狠打击一下——这个最老资格的德国政党丢尽自己的脸面。
而联盟那边呢？科尔这匹雄心不已的老骥，法耳茨人，尽管在1998年初就几乎被清除掉，看上去像一个不合时宜的旧时代人物，却也还不断地一度靠拢那些令人感兴趣的形式。4月23日联邦议会一次关于欧洲的讨论会上，他滔滔不绝地发言，宣传自己的政绩，夸耀自己的经验，而他的挑战者则令人失望地表现得黯然失色。但议会里一次成功的辩论赛并不能左右选举：尽管他如此振振有辞地攻击着施罗德，科尔毕竟不能代表时代，但实际上他在那个决定性的一周内却一直处于防不胜防的状态。他最出色的方案，欧洲一体化和共同防御，却并没有当作能对德国起到推进作用的意见提出，而仅仅简单地认为那只是防止德国倒退回民族主义和自大狂路子的一个必要保障。施罗德则相反，他先简短地将欧盟描述成“体弱多病的早产儿”，然后把新的防御体系称作“面向未来的方案”，紧接着提出“柏林共和国”的概念。但是科尔甚至在选举战中也对这个概念作出了过敏性的反应，仿佛这是对整套体制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宪法秩序的一次宣战。但他为什么不愿意想一想，经过统一，经过政府和议会的迁移，实际上德国已经掀开了新的历史一页？正如一些批评家已经在背后议论纷纷的那样，他其实一直还牵挂着“莱茵联邦”死死不放？
就拿首都的那座大屠杀纪念碑来说吧：科尔接受了这个要求，但他的论点在此仍然不是朝着未来，而是明显的消极防御。因为他的理由是人们现在必须为欧洲被屠杀的犹太人建立这样一座纪念碑，否则的话，“东海岸”的美国人就要表示愤怒。其实自然有更好的理由来修建纪念碑——为什么像科尔这样一个历史知识渊博的国家领导人却要看别人的眼色行事，生怕德国首都没有这样一个建筑就会惹美国的犹太阶层不高兴，与此相反，施罗德至少就拒绝了美国人彼得·艾森曼的设计方案，并明确地让他指定的文化部长米歇尔·劳曼知道，他对这一方案非常反感，把这样一座纪念碑像不在犯罪现场证明一样硬树起来，并不断地被弄脏，很可能会出现危险，整个世界会因此而认为这是德国人不可救药的显而易见的证据。
问题在于不仅仅是科尔犯了错误，那个可能是决定性的错误还得归咎于科尔年轻的女部长克劳蒂亚·罗尔特，在选举前她一时不慎说漏了嘴，透露出政府联盟在选举胜利后“自然”要提出增加税收。科尔却一向保证，选举后税率保持不变，这岂不是明显开出的一张空头支票？
所以连联邦议会选举前一周巴伐利亚州议会选举上兄弟党基民盟重新夺得了绝对多数——跟事先所有的预测都相反——获得了50％以上的席位这样的消息都无济于事。联盟所希望看到的公众支持率的上升始终没有因此而出现。
在这一段时间里，施罗德这个下萨克森人一如既往地为他在公众中的形象而奋斗着，同时也在国际舞台上表现着自己的风采：1998年5月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访问柏林时会见了施罗德，因为他最亲信的德国问题专家已经向他谈起，施罗德可能会成为新的德国总理。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的会见让这位过去的阶级斗士更上一层楼。紧接着是一次到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调解性的访问；然后又是飞往巴黎，在那里施罗德受到了新闻界的一些责难，因为他用英语读莱昂纳尔—约斯平的姓并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打听古梅兹的家乡，他现在对麦当劳也很感兴趣。此外，施罗德还在波兰、意大利、荷兰、斯特拉斯堡、罗马频频露面。跟托尼·布莱尔的再次会面也被列入计划之中，8月他又飞往华盛顿并跟克林顿在白宫聊天。
在媒体中的亮相也不时可见。在波兹坦—巴贝尔布格他参与了卢森堡广播电台的肥皂剧“好时光，坏时光”一个场景的演出。在私下里这位刚愎自用的总理对选民来说成为了“好时光”的代名词，也许只是一个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科尔的替代者，而科尔却在关键时刻上演了大人物的悲剧，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后来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办公室主任的施罗德竞选总管波多·荷姆巴赫为一场精彩的选举战进行了专业的卓有成效的穿针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