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候选人施罗德获得了93.4％的认可。这是一个非常井然有序的结果——但是他的前任沙平（95.4％o)、拉封丹（98.7）和劳（99）都取得了更好的得票率。整个选举过程受到了祝福。这是一个如万花筒一般神奇而变幻的承诺。这是在8月27日以后的现实重现。
第十八章再问一遍：施罗德到底是谁？
1998年3月底，安德烈亚斯·纳勒斯，一位即将领导联邦议会的社民党青年党员女领导人在埃森矿区关税协会大厅近乎绝望地大声疾呼“社会民主党需要的是一份实质性的纲领，而不是一个像格哈德·施罗德这样粗俗随便、乱七八糟的溜须拍马之徒！”而恰恰在20年前的这个月施罗德在她的抨击声中被选为社会民主党主席的接班人并同时被资产阶级观察家们宣称为社会民主党中的阶级斗争斗士的化身。
格哈德·施罗德是谁？这个在本书一开头就提出来的问题还没有被解答。奥斯卡·雷科特，施罗德为数不多的有才智的咨询家之一，有一次对他说：“你的坦率正是你掩饰的方式之一。”直到现在，这位适宜于媒体的下萨克森人将社民党青年党员从民意测验中转回到现实政策上来，于1998年能结束赫尔穆特·科尔16年的任期，这才比较有把握。大部分选民希望权力能转移。人们想说：“科尔经常，甚至一直谣传说已死了。”这种“同志趋势”是不可揣度的，党派内部“三月革命”的回光返照随着汉诺威那些可观的成功而来。
将导致可能的合作不稳定的因素有红黑党派大党联盟，可以想象（或用施罗德的话说“不是民族灾难”），面临着因此不可避免产生的反对党的势单力薄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两个党派迅速地断绝了与自由民主党的暧昧关系（古多·韦斯特韦勒曾说：“施罗德绣花枕头一包草”）。但是，在关于暧昧之时的各种状况人们却很少忘却。汉诺威胜利以后，出现一种正在酝酿的绝对多数这一状况，而如果绿党、自由民主党与社会民主党不再进入议会的话，这一状况被认为是不可想象或至多后来才可想象的。施罗德不能与民主社会主义党合作：因为过时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的自由主义是彼此排斥的，此外施罗德一再反对与吉西斯彩党在联邦范围内合作，这也彻底地损害了他的可信度。
而对于绿党这个不可靠的联盟伙伴呢？在它的金字招牌约施卡·菲舍尔被自然而然地任命为储备金外交部长后，马格德堡居民对汽油价格每升5马克的要求与中止联邦国防对波斯尼亚的维和投入的要求使这一“新圈子”大为震惊，并怀疑是否党内部这些不现实的东西确实有这些说法。对征税的要求（“够5年一次的飞行”）阻碍了超过5％界限的道路，也阻碍了通向权力的道路，然而关于绿党联盟的辩论受骗了。绿党由一个理想中的“决定方向的学派”沦落为限定权力的“职能党”。当1998年被绿党决议通过，虽然由社会民主党继续管理褐煤露天开采，还是继续实行联合后，无论左翼或右翼都批评绿党的堕落。部分批评家现在要求绿党，不要再实行战术上的理想主义。而要撤回每升5马克油价的要求并以此显示绿党的“政治能力”。他们提出一项荒谬绝伦的无理要求：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多年来要征收生态税，甚至在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竞选纲领中也论及此类话题，与此同时，如果只有绿党有这些念头的话，由于权力策略上的原因而隐瞒这些纲领要点的话是不诚实的——并非极有说服力的正确，但无疑是合法的。
然而这些目标与政治估计也许同传统的社会民主党是兼容的，但同他这样希望保持现状的人来说却并非如此。对此关系到的不仅仅是汽油价格，更为重要的是：在施罗德想使国家的一部分非国有化的时候绿党联盟能得到更多的国家权力，能对国家进行更多的介入、监护与约束。此类观点是一个极大的异议，它使在施罗德这样一位联邦总理的领导下一个稳定的红绿联盟几乎没有前景。
在社会民主党阵营内部也有相似的矛盾。有一出戏名叫《美女与野兽》大意是：是否国家机器这一“野兽”将吞噬掉“美人”施罗德？或是美人将野兽驯得伏伏帖帖？施罗德将以老派左翼分配制度结束。然而他所认为的最高税额应当不只是象征性地减少一些的见解却被社会民主党领袖破坏掉了。拉封丹和他的妻子克里斯塔·米勒3月份出版的题为《无惧于全球一体化》的社会、经济、财政政策等章节读起来像是昨日的草案。拉封丹许诺，在社会民主党胜利的情况下撤回政府的“社会福利的残酷政策”，即再次加在解雇保护力度，劳动者生病时预付工资再次提升至100%。因为工资协定党派已经协商好了这一协议，这一许诺听起来犯了时代错误。社会民主党只是围着这一协议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