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罗德承认的确存在赤字，尤其是巨额的负债。但是：根据工会的计算，假如没有施罗德的迂回战术，下萨克森州会减少近5万个工业工作岗位而且从1990年以来，有工作的人数在下萨克森州增加了1.4%，而与此同时，西德各州的平均人数却下降了1%。数十万外来人口和人口的增长是高居不下、造成压力的失业率的原因。
对多数下萨克森人来说，他们对这些数字并不感兴趣。他们对沃尔夫也不感兴趣。但这一次确定是没有希望的竞选角逐。他们关心的是波恩。在汉诺威举行的选举是“举足轻重的”，就像在美国举行的总统大选一样。在选举的前一天，附有施罗德照片的大规模的报头标语这样写道：“下一任总理必定是一个下萨克森人。”开始时匿名的委托人卡斯腾·马施迈耶尔，被骂成“投机公司”的“公共经济服务社”的所有者，以他资助60万马克的行动不仅仅使社会民主党的拥护者激动起来：即使这个联邦州正在“飞快地驶向板块起皱地带”（《南德意志报》这样报道）——“最重要的是在波恩一定要有一个另外的人当政，一个属于我们的人！”这就是他的论调。这是下萨克森州地方保护主义的片言只语，与对在波恩客观存在的和主观想象的停滞的恐惧混合在一起。绿党的议会党团领导人，波可·约丹这样描述这种矛盾的情况时说：“我们现在确实有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位州政府总理，他参与了竞选的角逐，归根到底是要借助这次竞选来达到他的目标，完全不执行他的职务。”
在1994年的州议会选举中施罗德的社会民主党取得了44.3％的选票。最后的几次民意测验结果和社会民主党的新胜利相符合。但是这一次的成功到底有多大把握？施罗德必须获得42％以上的得票率，否则的话，他就在自己为波恩而设的樊篱上失败了。拉封丹把跳高的横杆甚至设得更高：他到处散布消息说，下萨克森的社会民主党必须有一半以上支持他才行。一个更深层的不稳定因素是：1994年自由民主党在5％的门槛上败下阵来，这次它卷土重来，情况又会怎样？自由党人的领导候选人米夏埃尔·高尔德曼已决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组成一个同盟，州议会中的这些自由党人使社民党的绝对多数得票受到威胁。这一点难道没有使竞选获胜者施罗德的身价贬值为一个大大的失败者吗，至少在心理上是如此？还有：社会民主学的领导人们早已向萨尔州人作好了许诺吗？“格哈德·施罗德在结束之前一飞冲天？”《新苏黎世报》也问道。
下萨克森州又在时间计划问题上陷于争吵：选举的一星期前，理事会决定，总理候选人的提名在3月2日就确定下来，紧张气氛依然如旧。在最后的几天里，施罗德变得局限不安、薄脸皮、有攻击性。记者们如果提出带有批判性的问题，就会得到没有分寸的回答，而在其他时候，施罗德曾经十分冷静地回答过媒体的提问。
3月1日晚上，这是一个凯旋仪式！施罗德的社会民主党获得了47.9％的选票！这比1994年多了3.6个百分点，基督教民主联盟得票率略微下降（1994年36.4%，这次35.9%），联盟90／绿党得票率略微下降（1994年7.4%，这次7%)，自由民主党虽然在得票率上有所增长（1994年4.4%,这次4.9%)，但是对于重返议会还缺少整整6000张选票，一党执政的政府就这样确立。绝对的施罗德变得更绝对了一些！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在选举的那天晚上，奥斯卡·拉封丹在照相机前冷静地宣布，格哈德·施罗德为9月联邦议会选举的社会民主党领导候选人。赫尔穆特·科尔在他作出的首次反应中，谈到了这个“最没有个性的挑战者”，是他把社会民主党选进了竞赛之中。
1998年4月17日。莱比锡。480位代表，加上45位主席团成员。加上2500位新闻媒体代表！政党大会如同好莱坞一般。乐队演奏着自己作曲的音乐。随后是演讲，施罗德向社会民主党请求行动自由，反对绿党参加竞选的要求，在他当总理的期间德国将继续留在北约内，继续参加联合国安理会的活动，“不会由于新的不公正原因制造石油的价格”。除此之外，他宣布保留选择权的公开，在口头上拥抱出席会议的赫尔穆特·施密特。施罗德呼吁和有责任感的企业家以及中产阶级结成同盟，要求建立一个新的“工作同盟”，答应将考虑减少租金，并考虑促进东部的兴趣。“赫尔穆特·科尔想让我们变得更明智，欧元必须为克服我们的过去而努力。但是我们要说，我们把欧元作为对未来的选择！”对于法国来说，德国“其实永远是容易相处的一个好邻居，尽管它强大而又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