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友西蒙最后得出一个毫不令人吃惊的结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格里法恩女士曾犯下过失。4月，这位女政治家回到她的职位上。反对派现在更加坚持要成立一个议会调查委员会。1996年3月——在召开了80多次会议、审讯了100多位证人之后——最终的调查报告出来了。尽管委员会中社会民主党占多数，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联盟90／绿党还是得出结论，格里法恩已将自己的职责以令人不信任的方式同私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因此她不能再身居原职了。但是这次委员会中的多数投票没有产生什么政治上的后果。
1997年6月，这次家务事纠纷在约一年之后，施罗德—格里法恩这对搭档还讲了标题，女部长因为她的内阁首脑在他的自家报纸《星期报》的一次采访中要求环境政策做一次根本性的方针变动作出了生气的反应，经济增长、新的工作岗位和技术革新应该受到重视。他从另一个角度上说：“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发展。”《法兰克福评论》报道说，这位州政府总理“与环境政策疏远了。”另一些报纸报道还说，他让莫妮卡·格里法恩靠边站，在州议会“大出风头”。其实施罗德在州议会的一次时事一小时会议上—被他勒令沉默的格里法恩女士无助地坐在那里——加强了他的方针变动：只有在“考虑到环境生态的必需”时他才会暂时把环境放在眼里，在其他情况下经济利益就应该占据一个更高的地位。对此，他的具体理解是政府机构促进作用的减弱和加快批准长期以来由于来自环境科学界的反对而频繁地被拖延的工作据点。绿党大为震怒：“谁在90年代还运用‘环境保护威胁到工作岗位’的方程式，谁就在使用70年代的逻辑。”尤根·特里汀这样斥骂“最最落伍的经济政客施罗德”。
这位1998年州议会选举后同女部长分道扬镳的州政府总理，在这场争论中也表现得非常强硬。他重申了“讨论风险面前的技术进步的机会”的要求，包括在核能源问题上。在柏林自由大学的哲学院，1997年7月关于“经济和生态的紧张领域上的政治策略”，他要求进行“右翼双方的讨论”以及“象征性地划出右翼和左翼界线的‘政治正确性’双方的讨论”。施罗德强调说，他赞成从核能量中抽身，尤其是切尔诺贝利“把一个获得能量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梦想毫无悔意地变成了一次受伤的经历”。但与此同时他也警告说：“50年代对‘核能’的福音期待已天衣无缝地转移到90年代对‘可再生能源’的福音期待上。如果我们只算需要太阳能集中或者风能的面积，那么我们联邦共和国的能量需求就有所改变了。完全可以不考虑这一点，今天可以使用的技术情况的微弱密度会使这件事变得没有一点可能性——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可行性问题。用一个简单的比方来说就是：当风向不吹，或者太阳正好不照的时候，您能想象一辆大众汽车，一个高科技产品就不运作了吗？”
施罗德说：“管理技术上”的环境政策，“尽管今天在全国推广，却早已过时了。”那时环境保护借助于“日益多的技术支出和日益庞大的机器的扩建，借助于日益深地影响社会生活的控制目录”并且终究在过去也获得了成功。但是在此期间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副作用”，比如在人力、时间和金钱上的支出，所有这些支出“与收益成比例”。他把关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气候保护（“所有的数据都表明，目前为降低国内的二氧化碳数量所支出的钱——其他目标也未能达到—应该以更大的保护效用投入，与国际接轨。”）和环境技术方面的设备装置作为了例子（“生产厂商认为国内的环保标准是‘世界市场通行的’技术，因此就太高、太昂贵了，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和处于扩展中的国家污水和垃圾问题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至于中等的技术生产单位的资本投入所带来的环保效用远远高于以毫克为单位的清理和保洁”）。在这种背景下他呼吁对许多情况下既无效率又不具备可检验性的国家干预和政府机关的规定进行考虑。在法律的立场上社会性的自我尽职尽责必须保持价值观的一致。他那值得考虑的、高度自由化的结束句说：“一个认为自己社会不理智的国家，会阻碍自己的社会赋予‘责任原则’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