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所有人都对“独角戏”不满起来；这位州政府的领导人不问他的部长们的意见就非常独断地决定了1995和1996两年的财政预算，并一再强调：“节省，节省，再节省。”1995年一年的支出应该削减到6.6亿马克。内阁成员如文化部长霍尔夫·温斯戴特和司法部长海迪·艾尔姆—梅尔克感到这是彻头彻尾的耻辱，在社会民主党内也能听到类似的怨言。
除此之外，施罗德还说服了“革新教育政策”的辩护者，缩减了中学和高校的预算，为此汉诺威的中学生游行打出的大幅标语：“施罗德先生让我们成了傻瓜”。在一次采访辩论中，提及给他带来几则广告的关于教师的中学生报纸（“啊朋友们，朋友们，你们知道得很清楚，这对懒汉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就避开话题，转而谈起他给教育和科学协会写的一封信，并表示公开道歉。朋友们对施罗德指出，这些被他称为“教书匠”的教师每5个就有一个是社会民主党成员。德国工会联合会该州的主席海因茨—赫尔曼·维特抱怨“下萨克森州政策的具体概念”的错误，“特殊的社会民主党改革开始”的被忽视甚至极具威胁性的社会福利削减。施罗德在联邦一层也和工会争吵起来；钢铁产业工会的主席克劳斯·茨威克尔说到了“斗争预报”和“果断的新自由主义”，此前大众汽车公司监督委员会在一次“西海姆地区”保守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非公开会议上完全按照大众汽车总裁毕希的意愿，呼吁把星期六变成工作日。施罗德的亲密顾问下萨克森州经济部的国务秘书阿尔弗莱德·塔克，表明了这种对立的战线：“钢铁产业工会关于国民经济问题的阐述，尽管听起来不无道理，却是企业经济上的一种灾难。”对于他为什么还愿在这个问题上冒险地提问，他作了一个十分实际的回答：“因为这是真理”。
施罗德最先显示出来的节省热情很快就遇到了障碍。令人不快的标题分散了施罗德的注意力，内阁成员走进了难以看透的迷雾。按照州经济部长卡尔—海因茨·冯克估计，非法超过州金库的“宴请费用”达45070马克。“这是错的。”他最后保证。施罗德让疲倦不堪的受信任者身居原职。成为这位州政府总理最沉重的负担的是莫妮卡·格里法恩：他的环境部长，1990年后施罗德将她栽培成他内阁的一颗明星，在1992年加入社会民主党后，相对于绿党她也为生态环境的利益做出了贡献，1995年3月发现自己被指责帮助由她丈夫米夏埃尔·布劳恩加特领导的一个环境研究所搞到了超过6.2亿马克、与两千年议题有关的一些项目。这使人们对这位保证要持中立的女政治家的道德产生怀疑。施罗德先是作了一番自我捍卫的练习，最后却让这件“家务事”成了一次对州政府的民意调查。结果是：依然有39％的被提问者认为，格里法恩令人不信任地把私人利益和部长职位联系在一起。除了原先的工作人员的对这一职责范围的领导客观上或主观上的错误的进一步指责也露出水面之外。很明显的是她在反核的环保激情中使政府蒙受了昂贵的赔偿损失诉讼。
这位从前的“橡皮艇运动积极分子”和以后的“绿色和平组织”的事务领导人在政治生涯中还能承受得了吗？格里法恩把她在出口协会的监督委员会的职位交给了施罗德，开始了“不带薪的度假”。其他人都想知道，是不是州政府的首脑把她送去度假。施罗德不得不总是承认，莫妮卡·格里法恩“有理由”为自己辩护。他请求一位社会民主党成员，原宪法法官赫尔穆特·西蒙，来调查此事。当然这种先发制人的行动是非常清楚明白的：西蒙既不能查封档案，也不能传讯有关人员或者审讯证人。绿党的议会党团女首领安德丽娅·霍普森说：“对他撒谎的人，甚至连由于度假声明而受到惩罚都不必担心。”
州议会中的反对派不能减弱这种明明白白的策略的效果：他们把一项关于把这位女部长撤职的表决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基民盟的议会党团首领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在准备阶段将“格里法恩的落马”称为“施罗德的不愉快事件”；安德丽娅·霍普斯，不久前刚把州政府总理当作联盟伙伴，这个时候施罗德被指责是个无耻之徒。在施罗德的周围弥漫着可以感觉到的不稳定感。仅仅是最后只有一票的优势决定了社会民主党的绝对多数。两位社会民主党成员真正地病了，不能参加这次州议会大会。79比80，从社会民主党的角度来看，这就表明了实际的席位划分。这位州政府总理能忍受议会中的失败吗？关于要求下台的表决在3月22日举行。然后就可以松口气了，78位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代表和以前1990年联盟的伙伴绿党对解除女部长职务投了赞成票，79位社会民主党议员投了反对此举的票。这次倒没有放冷枪的人或者偏离分子；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议会党团首领沃尔夫其实由于两个社会民主党议员生病，把他的人也撤回了两个。“您真幸运，我们在选举上没有得到的多数，我们没有在议员生病的情况下去搞到。”沃尔夫在议会辩论上对州政府总理说他，施罗德在一次相同的情况下作为反对派领导人曾“毫不仁慈地拒绝了”这种顾及对方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