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施罗德自己所描述的那样，在社会民主党内部，此时他也正已不再那么孤立。他一步一步地在改善自己的处境：与沙平时期不同，现在他相当规律地出席中央委员会会议，每周至少与党主席通一次电话。他的顾问们也为他大造舆论：国家事务所领导威利·威克负责收集所有信息；曾是ZDF（德国第二电视台）和《南德意志》报的记者的政府发言人乌韦—卡斯滕·海尔，自然而然担当起联系媒介的重任。施罗德的波恩特派员赫尔穆特·荷尔和波多·洪巴赫，两人分别是普鲁士萨格钢铁的经理和经济学专家，这两人为他与各政党牵线。
这位州总理此时非常克制自己，不公开大肆批评诸如“生态税”以及拉封丹的得意杰作——向滥用资源者重税的方案这些社会民主党官方立场，尤其源于他的时而为之的捉刀者洪巴赫的教导（施罗德在《明镜》上发表的《反对缓慢行动这类奢侈行为》就来自此人）。1997年2月施罗德甚至暗示了他转而支持“生态税”的可能——只要能源密集型行业，比如化学、汽车以及钢铁业被排除在外，并且作为这一新税收负担的均衡措施降低直接税以及社会福利金。
1997年6月，施罗德在哈尔茨山附近的奥斯特奥特一家公司的周年庆典上讨好地说道：“波恩的人不希望我——更准确地说，不希望其他任何政党分享权力”，随即这番话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曼海姆会议时不同，一些社会民主党高层人士甚至支持施罗德在社会民主党内建立经济领导权以及将自己定位为中间派的努力。这一时期便有他的新同盟者沃夫冈·克莱门特，后者当时已明显将在1998年成为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总理劳的继承人。斯图加特的迪特·波里，有时甚至是美因兹州的库尔特·贝克此时也开始对施罗德表示友好。而后者所在的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联合会因为施罗德对他们州的沙平的所作所为的确是相当“敌视下萨克森人的”。
党内左翼则仍然坚定不移地反对他，1997年9月，议员库尔万·穆勒冯·拉尔歇以及路德维希·斯蒂格勒在《法兰克福环视报》上直言不讳地反对他道：“如果对时代潮流随波逐流，社会民主党也就丧失了自己的风格……因此我们坚决反对施罗德忽视生态的观点。我们支持奥斯卡·拉封丹的路线……”
但是，施罗德不怕任何公开攻击。1997年夏，施罗德和拉封丹在梅尔兹溪附近沿萨尔河做森林散步时已达成“债务延期清偿协定”：“我们将在1998年初决定，由谁迎战科尔——而且我们将完成权力的更替。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前提是必须是一致行动。”施罗德对记者说，与他的党主席之间没有永久的冲突。当记者提及过去他们之间的意见争执时，这个下萨克森人解释道：“我们都会思考，我们两人的头却不只是为了剪头发而生的。”
汉诺威会议后，拉封丹和施罗德在记者面前一直做和谐的二重奏状。到1998年4月莱比锡大会上人们才知道谁是第一候选人。看来他们终于克服了内讧。“他们背靠背地站在一起，”弗兰兹·明特弗林在《图片报》生气地说道，“但必然会同床异梦。”12月15日的选举中，施罗德被通过留在13人的主席团中。但36票中得28票的结果多少有些令人失望。一片阴影笼罩着这个下萨克森人的心头。理事会中的多数一如既往地支持拉封丹做总理候选人。但施罗德毫不动摇：他在圣诞节前在《超级想象》上再次重申自己争夺波恩政府首脑位置的雄心。其他的人，尤其是沙平再次的不理解促使施罗德更加明确地说道，由那个萨尔州人出任联邦政府总理对他来说根本不在考虑之内。他解释道。“任何一个从政者，“都会渴求权力。”
第十七章汉诺威的辉煌胜利
如果曾有过一次州议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联邦州的命运完全不受注意的话，毫无疑问它就是1998年3月1日在下萨克森州的那次选举。它成了民众情绪状况的晴雨表，成了关于格哈德·施罗德的表决，成了对赫尔穆特·科尔的警报信号，成了其对手奥斯卡·拉封丹的失败，后者在汉诺威的辉煌胜利之后不得不放弃再次竞选总理的野心。
“如果比1994年少两个百分点——那我就走，我就放弃总理的宝座。”这位联邦州政府总理在大约投票的一年之前就爽快地宣布。如此一来他就为自己造起了一道樊篱，他的“个人的马斯特里赫特标准”。计算开始上升，绝对多数不仅被证明了，而且得到了扩充。施罗德的辉煌胜利一定是令人惊讶的，人们如此看待他最后的立法会议任期的结算。如果他当初把1990年至1994年财政预算的某些出入归罪于慷慨大方的联盟伙伴绿党，那么他现在早就独自进行统治了。这些结算无论如何不能更好了。最迟在1995年春天在自己的州议会党团内为“大察姆帕罗”（南德的一家报纸）的喝彩就渐渐减弱。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们在绝对多数的结果后却喜气洋洋：“现在我们独自进行统治了。”此时他们感到了悔恨：“现在他一个人进行统治了。”社民党和州议会党团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是一座塑像，有一个恶意讽刺的名字叫做“庄严的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