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哥庭根当夜校学生时参加过各个政党在烟雾缭绕的小饭馆包间里举行的不定期聚会。“我曾参加选举的集会，而且无论是哪个政党，我总是站在对立面。我曾在左派和右派的政党都呆过，并出席过德意志帝国党的布比（即阿道尔夫，笔者按）·冯·塔顿的党代表大会。但那时我立刻感觉到，我不可能在我的政治生活的这种情形下高兴起来。这个党代表大会是一个闹哄哄的集会，但我才19岁，而且是我的分部领导将我带去的。刚开始觉得很新鲜，但紧接着我就感到一种可怕的无聊”，他后来对记者彼特·戛特如此描述道。
自由民主党暂时地吸引了他的兴趣点，但他最终还是在1963年秋天——正好是基督教民主联盟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执政时期已结束，从14年的执政位置上引退——于那年10月15日决定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一员并在有着左派传统的哥庭根分部领取了入党证书。他母亲，作为“一个天生的社会民主党人”，以榜样作用引导他走出了这一步。（但爱丽卡·福色勒无论如何其实在1993年春天，当79岁高龄时才加入社会民主党，“为的只是在选举时能以成员的身份投我儿子一票”。）除此之外，“因为我差点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理论家，要不就是因为，对此可能一些人会感到吃惊，我觉得那时还是‘吹牛皮的施密特’很好。他那张嘴我很喜欢，那些对他政治生涯的批判争论很晚才开始，我曾坚决拒绝加入社会民主党”。作为未满35岁的成员施罗德自动地也属于社会民主党青年组织。他每个月的党费是：1马克。
20年代初期的青年社会民主党人还完全依照始于1952年的社会民主党主席库特·舒马赫的精神，严格反对极权主义并直指两德重新统一的方针。在那个年代，和东德地区青年组织的接触简直不可思议。1964年青年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甚至中止了和比利时“青年社会民主党”的联系，因为属于这个组织的一个代表团受自由德意志青年团（FDJ）之邀对民主德国进行了一次访问，并后在一个双方共同的决议中承认民主德国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
社会民主党，尽管在1946年重组后立即明确表示信奉马克思主义，还是在50年代由阶级的转向了全民的政党。
1959年对哥特堡纲领的抛弃更加确定了这一过程。新纲领的核心不再是“无产阶级”，而是“人及其个性”。
新党员施罗德恰好跟左派的阶级斗争战士们截然相反。小职员的个人身份自然令他自己颇为反感，“对别的人无法反诘，只能唯唯诺诺，听从命令”，“只有劳动者的整体地位得到提高”，施罗德当时这样分析道，对他自己的命运才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赞成社会民主的立场。
安塔和克莱纳在他们的《格哈德·施罗德传记》一书中写道：“政治路线对社会民主党新党员施罗德几乎毫无意义，在铁器铺柜台后每天干活和夜校里拼命学习之余只给社会民主党留下了一丁点时间。但施罗德在周末却通常在为党务而奔忙，选举战中哥庭根的战友们挤在一辆大众汽车上穿街走巷下农庄。那时还没有驾驶执照的施罗德只好去管理大喇叭。”
但施罗德在工作中总是忘不了那个具体而远大的目标：1966～1967学年冬季学期到哥庭根的乔治·奥古斯特大学学习法律。他的一个不愿泄露姓名的当时的大学同学现在是联盟的忠实选民，20多年后1998年联邦议院选举时在下萨克森州施罗德竞选委员会中回忆道：“没错，那时的格哈德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一个聪明的小伙子——并且他总是对权力有着强烈的追求。我知道，这样可以造就一个伟人。”施罗德开始总是早早地8点钟就去听讲座。当他已经习惯了大学生活之后，偶尔会睡到中午，夏天去露天游泳池消磨时光。
对于大学生的活动施罗德几乎从不放在心上：“我的确是由此受到一定政治影响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必须能够左右这些运动，而决不只是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但那时我也留着长发——无论如何比现在要长。”虽然他也关注那些热点问题——诸如越南战争、紧急状态法、社会改革等等，更让他着迷的是阿道尔诺和马尔库塞的著作。这些著作远离世俗，纯粹精英化的思考。他过去读书（现在也这样）常常是读些简略本子，不求甚解。因为“理论上的阶级斗争”他没有时间去从事：当他的出身于有钱家庭的同学们常常讨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才能起来对政权的“生产关系”进行“革命性的改造”时，施罗德还只有靠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来维持他的学业。多年之后他把那段经历描述为一种特权：“在那里，我可以做脑力劳动而不必拼命苦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