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罗德这次要尽量避免给人以为了个人风格而给政党造成负担的印象。他说道：“今天我们又会聚一堂，现在的选择已经一目了然。我们有能力开始行动，我们有很大的机会在波恩实现权力更替。如果这次还不成功，那么除了我们自己，谁也不必为此负责。我们认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我们也已感受到了它。我们将进行一场漂亮的集体比赛，我们以胜利为唯一目标。”我们，我们，我们。
发言结束时的掌声持续了很长时间，但仅此而已。手持秒表的统计者说：“总共1分40秒。”奥斯卡·拉封丹的开幕词则获得了3分10秒的掌声。理事会的选举按部就班地进行下去，对施罗德来说结果倒令他松了口气：与两年前不同，他这次第一轮选举就顺利过关，并获得74.7％相当可观的选票。无论怎么说这也是这次选举的第七好的成绩了。
但是与此同时，施罗德在一个重要的有争议问题上却遭到了根本性拒绝。一条党代会决议写道：“社会民主党支持按协约进行的实现经济与货币联盟的第三步计划，包括其时间表。”这样这个下萨克森人对欧元的怀疑没能得到党内人士的认可。不过一份由他主导倡议的，9月份已得到联邦理事会认可的名叫《德国改革》的路线性提案得到了广泛的赞同。这份提案主要涉及经济自由化问题。经济增长创造新的工作位置，开拓充满竞争的市场被认同为“不可放弃”的目标。提案认为，“应该少搞形式上的东西，而更多地注重自我责任。经营性的风险是值得一冒的”。这些并不革命，即便对社会民主党来说亦如此。但听起来与拉封丹的纲领计划却大相径庭。《柏林报》评论拉封丹在党代会上的方向性讲话时说：“这是一次冒险性的讲话。其组成元素有：阶级斗争、幻想、恐惧和废话。这是一锅杂烩，它能变成任何东西，唯独无法成就德国的未来。”
为什么相对而言汉诺威的同志们以较温和的态度对待了施罗德？当然在此前几个月在代表中并未发生什么根本性的观点转变。原因倒更可能在下边这点，即社会民主党至少当时对拉封丹颇为失望。特别在曼海姆会议后头一年，社会民主党在民意调查中处境并不比沙平领导时期更好，而且大家慢慢都认识到，并不应该仅由沙平一人来承担社会民主党不佳状态的责任。“我们太急于更换主席了。”黑森州总理汉斯·费歇尔说。汉斯·阿柏尔称拉封丹为：“政治上的好色之徒子”。老前辈克劳斯·冯·多纳吕伊以及前任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都对之表明了态度，后者至今仍坚持认为，社会民主党内无人能及自己。拉封丹说服了一些知识分子，但未获得潜在选民的心。
一切对施罗德来说却是丝丝入扣。1997年底，汉诺威大会前一周，一次受保尔—拉扎斯菲尔德协会委托的关于“德国总理优先率”的民意调查证实了这个下萨克森人极受公众喜欢：调查结果表明，即使在萨尔州，他也比拉封丹更受支持，在联邦范围内他也以44.6％对24.2％的比例大大领先于科尔，而与此同时，拉封丹却以22.6％对22.7％落后于这位现任总理。至于施罗德本身便是保尔—拉扎斯菲尔德协会理事会成员，而此协会主席曼福雷德·君尔纳同时又是联邦民意调查机构的领导，所有这些在调查结果引起的振奋状态中也就微不足道了……
头条新闻制造家施罗德这一次再度成为许多人希望之所在。媒体也积极参与其中：当左派杂志《日报》（柏林）与这个下萨克森人保持距离并同时支持拉封丹时，1997年4月11日，《星期》杂志以无可争辩的语气写道：“只有施罗德才能击败科尔。”出版商曼弗雷德·比辛格尔是这位呼声颇高者的密友。同一星期，《明星》杂志大声呼吁：“就职吧，施罗德先生！”1996年底它的主编威尔纳·冯克曾粗暴地中止对拉封丹的一次采访（“我不会任由自己受人嘲弄！”），理由是，作为国民经济学家的他不愿让这个萨尔州人，让这个物理学家来向他阐明全球化的后果。这份杂志以首页上标准的胸像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无论是施罗德在随后的日子与微软公司老板比尔·盖茨在西雅图竞相微笑，还是在秋天与英国工党改革家、新任首相托尼·布莱尔的会晤，“实干家”记者的摄影机总及时将关于这位“实干家”的图片和信息报告给德国公众。施罗德最近常常抽一支哈瓦那雪茄（他最喜爱的科西巴牌），戴一条极精致的阿尔曼尼领带，这位托斯卡纳红葡萄酒的嗜爱者干脆将自己的“全新面貌”具体到生活中。他与科尔截然不同，即使对于他的追随者“永远的科尔”在媒体的登场也已无甚惊喜可言，与拉封丹也无甚可比之处。后者在“红灯”以后及“供给事件”后对媒界始终持有怀疑态度。那句“指一般的新闻界”已成为他身上挥之不去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