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位社会民主党政治家从来都未掩盖自己对欧元的根本性怀疑。在下萨克森州议会选举时，他褒扬了所在地德国，称赞了坚挺的货币，但也不失机巧地补充道：“我真心希望，这一切能继续下去。”3月份，这位当时已更加被确认为总理候选人的政治家，在联邦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我一如既往地认为稳定原则是绝对必要的。”4月初，在接受《图片报》采访时，他称欧元是“早产儿”。不过当记者问，欧元是否会成为联邦议院选举的一个主题时，施罗德却说：“不，这一主题不适宜在这种斗争中讨论。”
在此之前，1997年12月在汉诺威召开了社会民主党大会，此次会议我们在后边还将提及，在那次会议上代表们投票赞成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施罗德，尽管是专门委员决议的蔑视者，是政治中现实主义的坚持者，这次他是不是要屈从于会议的决议和多数原则呢？
还有另一件事对施罗德大众主义的批评有关。在1997年6月那个宁静无事的夏天接受《星期天图片报》采访时，施罗德抱怨说：“一股犯罪流潮，自东向西朝德国席卷而来。”或许“有些人不爱听”，但必须进行一次“严厉无情的分析”：“在有组织的汽车盗窃这一方面，波兰人最近非常活跃；卖淫的生意则由俄国黑手党一统天下；毒品犯罪则大多来自东南欧以及黑非洲。”我们对外国人犯罪的事实“缄口不语”，这样做并不能保护在德国生活的遵纪守法的外国人。与之相反德国当局和法院“在惩治外国人犯罪”问题上不该再如此“优柔寡断”，而应该采取严厉措施：“谁滥用了我们给予外国客人的受款待权，离开德国，而且必须是马上！这是唯一的结果。”
此外，这个下萨克森人还支持把奸杀儿童的性犯罪者关入教养院。他认为青少年犯罪惩治法不应该对18岁以上罪犯才有效。施罗德几周后重复了他的观点，并且建议对黑非洲国家从德国引渡回国的行动予以财政资助。
这位随机应变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不是想要将保守党人的另一个主题——国内安全——也引入争议呢？基督教民主联盟对施罗德的举动极度迷惘。他们决定要进行反击。特奥·威格尔觉得，要施罗德信守诺言简直是不可能的。此后不久，他在一次《明镜》采访中说“我不想伤害他个人，但我还没有看见过任何比这个政治家更具欺骗性的立场。从1992年直到不久前，他还在努力反对有关移民法案的基本法的修改，但很快，现在他已经是另一观点的代表。”埃德蒙特·施托伊伯宣布，他要向联邦参议院提交一份关于这位社会民主党政客要求的决议。基民盟的联邦内政部长曼弗雷德·康特不无讥讽地说道，有“施罗德式的竞选眼光”总比什么都没有好。波尔将这位州总理称作“变色龙”，“先是大肆鼓吹红绿联盟，然后又大肆攻击正确决议，这些行为使他不够格去做波恩的最高权力者”。联盟绿党的法律政策发言人佛来格·贝克宣称，施罗德的要求虽然在“‘老餐桌’上得到了通过，但不能阻止任何犯罪行为”。约施卡·菲舍尔称施罗德的声明为“制造恐惧的策略”。自由民主党领袖赫尔曼·奥托·所尔姆斯坚持认为，施罗德可能忽略了共和党的选票。他的党内同志，联邦政府的外国人问题特派员科尔纳丽阿·施马尔兹—雅库布森猜测，施罗德显然不如关心自己的“公众形象”那般关心国内安全，所以他能欣然容忍那种敌视外国人情绪的加强”。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主席伊格纳兹布比斯批评施罗德为“纯粹的大众主义者”。他的柏林同僚芭芭拉·琼（基督教民主联盟）提醒说：施罗德的声明很容易“超出会引起投票者情绪骤变的界线”。假如基督教民主联盟或自由民主党的政治家以这种风格做出声明，那么社会民主党的抗议一定会炸开了锅。柏林—布兰登堡的土耳其人联合会称施罗德的要求是“愚昧无知和不严密的”，不过另一方面他们支持不把外国人犯罪看作谈论的禁忌。埃森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法库克·森这样评价这位州总理：“鼓励极右暴力行为的书桌旁的实干家”。
多数派的暴跳如雷和少数人小心翼翼的赞同是社民党内的反应。政党首脑沙平说，他虽然也认为不应该把犯罪行为无害化，但他不会以这个下萨克森人的发言“来左右自己的观点”。社会民主党内政事务发言人弗里兹·鲁道夫·库尔柏强调，施罗德“不想进行那种挑唆式的争斗，他关心的是公民们的安全利益”。与之相反，社会民主党副主席格丽特·玛特豪斯—迈耶却大谈“无法忍受的核荒野”。青年社会民主党联邦主席安哥拉·纳勒斯，作为这个下萨克森人的准继承人也在《日报》（柏林）上批评施罗德“一个证明自己是社会民主党纲领的愚蠢的破坏者”。萨尔州社会民主党赖因哈德·罗里姆特对《萨尔桥报》说，施罗德以他“固定餐桌上的口号”破坏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一致性”。施罗德的宿敌，环境专家米夏埃尔·穆要他知道，“我们不会附庸一条迎合大众的路线”。《时代》杂志尖刻地给他冠以“固定餐桌上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称号，与之同时鉴于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反应《南德意志报》讽刺性地报道道：“施罗德在右倾上超越基民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