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治家的受欢迎程度该有多高？他的受拥护程度达到多少，才能被称作公众人物？在那张装饰华美的桌边取得好成绩，算不算是亵渎神圣？——那张桌旁本该是百家争鸣的。哪一类指责更厉害？是被批评为过于接近“大众情感”？还是被批评为脱离民众？从1995年开始，尤其是在1996和1997年，一个新名词——大众化出现在反对施罗德的斗争中。突然间，那位积极左派人士似乎已不复存在，而1992年他对《法兰克福总汇》杂志上的问卷调查做出的答卷似乎节选自某位时代巨人的箴言集：最爱的梦？每一个人都成为兄弟姐妹。最爱的颜色？红色。最喜欢的改革？妇女选举权改革。最喜欢的作家？库尔特·图豪尔斯基。最喜欢的诗人？日尔特·布莱希特。最喜爱的女英雄？罗莎·卢森堡。最喜欢的军事行动？没有。这个1993年还将他的立场用俗语“左派的法制国家”（这也是他《毕业考试》一书中某章的主标题）加以描述的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多次犯未被写明的讨论禁忌以及“在他的政党内极为明显的‘政治性修正’”（约西姆·施道尔腾伯格在《柏林晨邮报》上写道）。
“不！”1996年11月施罗德做出了这个简短但坚定的回答。那是德国工商会和弗莱明商业银行做出的邀请。回答地点：伦敦。经理们、银行家们、工业家以及政治家与这个下萨克森人一起讨论了推进欧洲一体化的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最后归结于：“1999年欧洲货币联盟能否实现？”
除了这次就马克终结问题的讨论，从来没有一个政治核心主题在德国如此幽灵般地被讨论。11个欧盟成员国的国家和政府首脑在1991年12月11日在马斯特里赫特签订条约之后，这个以建立经济和货币联邦为目标的条约一直受到大量专业性的批评。中央银行的专家，国民经济学家以及中产阶级，无不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带来的危险加以警告，尤其是仅仅为了“欧元”而就放弃如此坚挺的德国马克，此举所冒之风险简直大得无法计算。宪法专家卡尔·阿尔布莱希特·沙赫特施奈德与其他三位教授一起向联邦宪法法庭投诉，但是1998年3月底，他们的起诉被驳回。
与外界的沸沸扬扬相比，政界此时出奇的安静。科尔的老对头，萨克森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州总理库尔特·毕登考朴夫强硬地一再要求推迟使用欧元；在此期间，基督教社会联盟政治家彼得·高威乐也表示反对这一“世界语式的货币”；直到1998年4月他的党内同志埃德蒙特·施托伊伯也直言不讳自己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信任，其后他才放弃对马约的敌对立场；自由民主党的几位政治家，海涅·卡伯尔曼弗雷德·布鲁纳走上前台，试图以国家自由主义的“自由公民联盟”为模板，建立一个反欧元政党；绿党因为它认为人民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民主参与并未得到充分实施上诉联邦宪法法庭；社会民主党对欧元的拒绝倒更多因为那破坏性的“拒绝资本主义”情绪，而甚少因为对其内容的理性分析。大体上来说，政治界反应冷淡，对于这件科尔总理视为自己一生事业之巅峰的杰作，并没有真正的、付诸行动的反对者。尽管由条约签署国共同制定，却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欧盟国家能完全履行其全部三条条约的稳定准则已为反对者提供了很好的出发点。不同的问卷调查显示约有60％至70％的公民反对使用欧元，但他们在波恩议会中没有代表。
但施罗德却始终对波恩的欧元路线持怀疑态度。虽然1993年他还在抱怨：“我们非但没有把欧洲的开放和一体化当作通向未来的伟大的历史性机遇，反而因为所谓的‘来自东部的移民潮’以及损失我们如此神圣的德国马克，而陷入一种畏惧情绪，而且因之回退到了那灰暗的，我们曾经以为早已消亡的民族主义热潮中。”但与此此时，他在这个问题上也转变了立场——而且因此与欧元支持者拉封丹也背道而驰。1995年10月，施罗德强调道：社会民主党坚持严格遵守稳定原则，尤其在新负债增长的百分比上（“30％就是3%)。在阿尔努尔夫·巴林《失败的德国》一书的一篇评论中，施罗德甚至警告人们小心实施“欧元”会带来的“灾难”。在另一处他还预测，在1998年的联邦议会选举中将会对欧元进行激烈的争论。社会民主党将对之做好充分思想准备，以争取重新把握一个“民族主题”。在此期间，施罗德意外地获得了当时还是社会民主党领袖之一的鲁道夫·沙平的支持。“为了一个最后既不能带来经济稳定也不会带来货币坚挺的想法而放弃德国马克，这种行为，他认为是错误的。”沙平在德国广播电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