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位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的行为在波恩引起了政党间的对立情绪。基民盟总书记彼得·辛策警告说：“谁贬低欧洲，谁就在危害德国。”联盟绿党理事会发言人约尔根·特里亭则虽然承认欧元计划可能不能按时实施，但也批评某些人“玩弄民众的畏惧情绪”。自由民主党外交部长克劳斯·金克尔谈及了某种“廉价的大群化”。社会民主党在欧洲议会的经济和货币政策代言人克丽斯塔·哈德其欧—普拉特保证道，货币联盟是着眼于深化欧洲一体化进程绝不仅仅是“纸上谈兵”。
沙平对欧元的反对，很多观察家认为其原因仅仅是对施罗德的畏惧，在曼海姆社会民主党大会前不久的争论中，他没有再表示反对欧元。唯有施罗德仍然坚持己见，1996年10月，他对《图片报》说：“对于我们是否能按时创造好货币联盟所需种种条件，我始终保持极大的怀疑。如果没有德国的参与，货币联盟将是毫无意义的。假如政府对公民们保持诚实，那么在今天这种情况下就该告诉他们：很遗憾，我们无法按原定时间完成这个计划，我们不得不推迟它。”
两个月后，施罗德在一次《焦点》访谈中，又以联邦参议院中可能出现的“反欧元”状况威胁道：根本说来，社会民主党“没有理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顾一切地支持一个过时的计划。当情况不允许时，我们当然也不会赞成。”除此之外，只有当税收和经济政策与之配套时，货币联盟才能持续地发挥作用。施罗德要求公开货币联盟费用。因为各国间经济差异巨大，这一费用可能与现在每年要花费2000亿马克的德国统一的代价一样高。这位将德国称为移民国家的政治家还说：“为了避免把某些经济落后国家‘挤到墙角’，存在无限制增发政府债券的危险，这将导致‘无法预计其规模’的大规模向德国移民浪潮。我们必须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基督教民主联盟总务长弗里德里斯·波尔（“不负责任的危言耸听”），基督教社会联盟财政部长特奥·威格尔以及莱茵兰—普法尔茨的社会民主党州总理库尔特·贝克（“德国需要欧元”）联合对施罗德发起了抗议。德国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们也对施罗德表示反对。拉封丹周围的人也表示了不满。法国《可选择经济》杂志编辑古伊劳默·杜瓦尔称这个下萨克森人的立场为“纯破坏性的”。尽管只得到了党内的韩宁·福舍豪的支持，施罗德仍旧固执己见：“我不是欧元反对者，只是反对一个不切实际的时间表。对欧元原则上的同意不应该具有使人们不能作反对者和关心它的作用。”而且“我不会任由人们对我实行言论禁止。”“社民党应该继续深入讨论，在1997年8月的汉诺威大会上确定对欧元的最后立场”。有关他在社会民主党内的孤立地位，施罗德将之与童话《皇帝的新装》做了比较：“所有的人都在说：皇帝穿的难道不是极好吗？只有一个人坚持：他压根什么也没穿！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施罗德一直坚持反对将这个关系未来的重要问题“禁忌化”。他坚持反对将欧元反对者视为“敌视大欧洲者”。而如果不能成功启动欧元，的确有可能会导致民族不满情绪，从而使一体化进程倒退。1997年9月，《时代》杂志记者问他：“您认为人们还能阻止欧元这总理的大主题吗？”施罗德回答道：“当一切都证明必须阻止某件事时，人们使自己陷入无力阻止的境地，这将是灾难性的。这也是有违民主政策的。”
他在不久以后对《柏林报》说：他对“自觉关注德国民族利益”的要求很是重视，这样德国的经济利益在欧洲应该得到更好的代表。尽管德国无权提出领导性的要求，但德国在欧盟内经济强国的地位必然也有其政治内涵：“我们不可能像个侏儒那样去行动。”还有：“尽管这种‘几乎没怎么中断过的窘迫的责任’状况有其历史原因，但德国人不应因为历史上的重负而在欧洲民族中永远缺乏自信。”
1998年，总爱坚持己见（“我就像我妻子的小狗一样，总朝一个方向跑”）的施罗德似乎对欧元兴趣不再那么大了，首先他批评的声音变小了。可能是他认识到了，是欧洲联盟的政治精英们，是大康采恩的老板们以及银行家、跨国公司，决定要一个统一的货币，而且这些人有可能就是他明天会谈或谈判的对象。不是选民，不是中产阶级选择了欧元。作为某一州的政治家，甚至作为一州之总理，他都可以任由自己轻率地表示反对，但是作为严肃的总理职位的竞争者，他不能再那样做。一位顾问在和笔者关于背景的谈话中分析道：“那是一次全新级别的比赛。《明镜》杂志的出版商鲁道夫·奥格斯坦，出版界的欧元的积极反对者，发现1998年4月中旬施罗德已经绝望地回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