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初伦敦的《泰晤士报》这么说：这个心绪不宁的格哈德·施罗德第三次离婚、第四次结婚，由于这种个人的放荡行为，是否“施罗德先生还能坚持他竞选总理的希望”现在完全公开了。苏黎世的《世界周报》就施罗德能在政治上幸存的可能性阐述了“严肃的问题”。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对下萨克森人暂时的好感已消逝得无影无踪。一位上层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私下谈话更使人确信：“施罗德已经‘退出竞赛’了。”《南德意志报》从他最亲密的各种有影响的人那儿得到消息并四处散布，甚至连施罗德自己“也非常担心有可能摔下来”。这种个人的纠葛，这种在有些地方被马路报纸夸大成“被系在绳上的达拉斯”，在下萨克森州的保守派中，连在整个德国。仅仅对州政府总理的受人喜爱的程度在极短期内有所影响。在受《明镜周刊》的委托下进行的恩姆尼德调查中有这样一个问题：“施罗德的个人行为应该为他的政治事业承担后果吗？”69％的基民盟选民与85％的社民党选民回答“不”。《塔茨报》和《每日汇报》甚至还派出了一位传媒专家，他将这种婚姻上的摒弃解释作对施罗德的受人喜爱程度的幸运事件：“他的离婚是非常好的。同时对于一个拥有私人故事的政治家也很好。”可惜的是这番话是这位聪明的分析家在施罗德被提名为社民党总理候选人之后的那天才刊印的……
那次不愉快的事对于施罗德，也没有造成消极的后果。那一麻烦事源自于1996年与1997年之交时与他以前的律师事务所的一次法律争讼。“迪特尔·布施曼、克劳斯·迪特尔·卡特尔、赫拉·里施米勒·珀特纳与格哈德·施罗德”，这4个名字在那时候还经常出现在汉诺威社团这一州政府总理1978年也参与建立的组织中的门版与信笺中。自从他1980年第一次进入联邦议院以后，他就几乎没干过律师这一行。从1990年起，在他被从法律上禁止再担任州政府总理的职务同时还从事着原来的工作。而带着飞黄腾达者的一身自豪之气的他，不顾这一禁令仍想继续打着“律师”的旗号，并补充说，现阶段不从事该职业。他的同事也乐意于在社团对外描述时保留他的名字，此外还能获得10％的参加费。他们推测，这一有声望的姓名会对他们的营业额很有好处。在每年近25万马克的赢利中施罗德有权利获得2.5万马克。但是施罗德从1980年至1995年在律师事务所常常使自己所谓的“资本账户”透支。全体同事都很不放心，要求他分期偿还。施罗德同意了，1986年他归还了一部分金额。但是这仅仅是一部分，同事们要让这位以前的伙伴知道：他们还有权获得大大超过10万马克包括利息的金额。关于这一点施罗德在1996年宣布了社团协议，开了另外一份账单，人们最终就大约拖欠着的7万马克达到了一致意见。但是施罗德的建议，“在政治家生涯结束后的什么时间”，通过他在律师事务所的不付钱的工作来偿还债务，这一建议让合伙人的忍耐性耗尽了。他们在1996年12月控告州政府总理，要求偿还68996.45马克。
形势还没有到判决的地步。在汉诺威地方法院的“急切的建议”下，党员们于1997年2月中旬在经过半个小时的协商后达成妥协。随后这位州政府总理必须还给起诉人近5.4万马克，此外还要承担2000马克的律师费用。这个时候这些起诉人已经降低了要求的金额，并免除了他所欠债务的利息。施罗德以前的伙伴迪特尔·布施曼向笔者于1998年初证实了这一点：“施罗德在此期间向我们汇款，使这件事得以解决。”《塔茨报》在那一时期就施罗德这位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的报道说，这是一个温和的结果，施罗德“在一定意义上又是一个高魏勒尔”。当年的环境部部长巴伐利亚人彼得·高魏勒尔（基督教社会联盟）在1993年也被指控犯了相似的过错。也就是说，在施罗德律师被排除出他的律师事务所之后，他为他以前的朋友设法搞到了国家的或半国家性质的任务，这些人在其对抗措施中一年每月要为他出租的委托书汇去1万马克。高魏勒尔在1994年2月被迫辞去部长职务；几个月后，州议会的调查委员会随意地谈起了指责的要点，并且只不过指责他，法学家们挑起了“可以避免的误解”。
第十六章寂寞之狼，还是自恋狂的公众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