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男孩格尔德，1950年进了韦尔费布克斯顿的一所小学，当继父在疗养院的时候成了“家中的男人”，很早就成熟了，相对其他同龄孩子来说更早地挑起家中的重担，在不到15岁的时候，就开始和仍然常来敲门的送传票的法警打交道，越来越多地参与家庭的生活。他对家庭生活的组织能力表现在：每当有家务事要做的时候，他就一字一句地进行安排。“大多数时候都是他在指挥工作”，安塔和克莱纳引用他妹妹海德罗瑟的话说。那时候经济复苏的气息还几乎没有被觉察到。格哈德·施罗德回顾说：“我们长时间地依靠社会救济。什么在记忆中的烙印最深，什么就让人最敏感，直至今天当一些类似的日常生活中的场景出现时，我立刻就回想起那个时代。”为了满足自己一些小小的心愿，年轻人开始在附近的农庄打工挣一点小钱。他帮助别人收萝卜，每小时50芬尼的收入，有时也用些生活必需品来支付，13岁的孩子就在耕地上开起了拖拉机。
“和谁的同龄人比起来他的青年时代要粗犷、狂野得多，但也要无忧无虑得多”，《镜报》记者于根·莱纳曼这样写道，他和施罗德做了很长时间的朋友（直到他在一次共同的晚餐会上和妻子一起表示了他们在1994年联邦议会选举中对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夏平无条件的支持后，施罗德当即非常光火并断绝了跟他们的往来）。然而：家庭的贫困也给施罗德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他是一个好学生，但仍然不可能上文理中学：每天的公共汽车或者学费都让家庭难以承受。这个年轻人观察到，那些他认为比自己愚蠢得多的同龄伙伴，都能够直接升上高级学校，仅仅只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薪水高一些。格尔德在青年基督教协会(CUJM）的集体晚会上遇到的那个神父对邻村那些考上高级中学的孩子特别照顾，而对打小工的孩子格尔德视而不见，安塔和克莱纳这样写道：“这真的激怒了他。”
他母亲希望儿子能走上一条公务员的道路。中学生格尔德于是在1957年冬天向联邦铁路局求职。“联邦铁路局年轻候补人”的录取考试在汉默尔恩举行。这个13岁的孩子通过了理论考试，但在实际考试中失利了：“那要求人必须用手摸来摸去。对此我并不擅长。”
格尔德，14岁，怀揣着中学毕业证书，在莱姆戈跟着百货食品商奥古斯特·布兰特做起了零售商的学徒。今天的商店继承人汉斯—奥古斯特·布兰特，约10年前去世的奥古斯特·布兰特的儿子，和笔者聊天时回忆那时候的学徒格尔德：“我父亲对他完全满意。并且施罗德在1996年地方选举回来的时候，他还跟我们一起‘盘点’了一次呢。”格哈德·施罗德卖玻璃制品、瓷器、体育用品以及婴儿手推车，白天干8～9个小时——晚上负责给铺上漆布的地板打蜡。最初他每月收入25马克，第二年35马克，第三年涨到55马克每个月。这毫无前途，这什么也不是，根本无法让一个有清醒自我头脑的年轻人满意，他在自己1993年出版的《高级中学毕业考试》一书中对那段时期有过描述：“从那时候起权力开始令我神往，但在威斯特法伦当一个站柜台的学徒不可能给我提供进一步深造和更好前途的机会，因此我想出去，换换地方，否则将一事无成。”
首先至少得去一个大一些的城市：施罗德1961年到了哥庭根—盖斯玛，租了一间房子并开始在弗塞特科恩铁器铺（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当一个售货员，他一直维持着与家庭和邻村塔勒的联系：一是他继续在那儿踢足球，二是后来成为他首任妻子的女朋友爱娃·苏巴赫还住在塔勒。
在哥庭根，施罗德集中精力在一家学院里进修课程，他在那儿报了名并在一年半中每晚去上学。在1964年夏天他拿到了中学毕业证书并计划好了第二条受教育之路，他去了齐根的一个城区外登瑙的齐格兰特教会学校，辞去了弗塞特科恩的活，以他作为战争孤儿的身份领取每月200马克的抚恤金生活。他并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但每门功课都合格了，在比勒费尔德的威斯特法伦教会学校，1966年复活节，终于通过了高级中学毕业证书考试，这时他22岁。他对这个时期的总结是：“我在学习法律。”他想成为律师，他后来把对这个职业追求的动机描述为：帮助弱者，主持公平和正义。
第三章寻找偶像的时代
我们很难找出促使他走上政坛的“关键性的生活经历”。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赫尔穆特对他有决定性的影响，并成为他的第一个学习榜样。“首先，因为他在‘新闻界面前’操着一口熟练的英语，而我自己直到今天还不能如此纯熟地掌握；第二，因为他总能给别人留下美好的印象”，联邦总理回忆起1994年在一个题为“星期天世界”的新闻访谈上的情况时说。这种敬重，是过去所从未表现出来过的。对格哈德·施罗德来说，其政治理念几乎立刻受他的影响而有了发展，比起他的从前生活以及一个小城的售货员的前途追求来说要明显得多。在包括像德国经济奇迹重建时期的公众形势上一个聪明人的基本价值判断，不停改变和重新塑造的希望，从他的生活中所得到的更多的对权力的认识，以及远未消除的社会对工种的歧视等等，这些东西都在他身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