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说纷纭：8月31日早晨在波恩召开了一次联邦议院党团秘密会议。会议上争论得非常激烈。“我受够了他！”鲁道夫·德莱斯勒叱骂道。沃夫冈·带尔热要求，在过去几周里早就该剥夺他的权力，作为“施罗德种种行为”的必然后果。其他一些人则在叱骂“对社会民主党立场的背弃”。可是当沙平公布他在前一天晚上与拉封丹和劳一起做出的决定，撤销施罗德社会民主党经济政策发言人职务时，与会者们不免还是大为震惊。随后他以痛苦的表情向媒体发布消息：“做出这一决定，对我来说很不容易。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在两次电话通话中，他已将这个决定通知那个下萨克森人。
格哈德·施罗德却声明，在从电台获悉他所谓的被解职的消息之前，他早已主动向沙平提出辞职。他还交给媒体一封信作为证据，信中公开了他辞职的真正原因：“亲爱的鲁道夫：你们对我的每一个建议的反应方式使我看到，现在很难找到一个我们可以进行理性合作的基础……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自己如果继续担任经济政策发言人，将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我请求你另外委派一人……”
此外，施罗德还很快让公众知道：他依然留在联邦政坛上。他说：“我自己是什么样，就只能那样。我不会让别人来改变我。”社会民主党也离不开他：“因为我仍然是下萨克森州的州总理。”
沙平和他的中队对此也非常明白。而且夏季的阵地战中，民意测验结果显示的对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率骤降。除此之外，每月约有2000名社会民主党员退党，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倍。此时对沙平的批评也在与日俱增，尽管他曾经被称赞为有一体化能力和对主题的良好感悟力。施罗德的支持者海德·西蒙尼斯称沙平为“闭关自守者”，《明镜》称他是“一幅反对党领袖的漫画”。9月份，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政策发言人乌韦·延斯自动辞职，两周以后也对沙平倒戈。曾是沙平大后台的约翰内斯·劳，也在渐渐地也与这位党主席保持了距离。
9月份，吵得不可开交以至感情破裂的政治家们开始小心翼翼地重新走近。施罗德承认，在处理和党的关系问题上“犯了错误”。他并且在一次采访中说，现在社会民主党内存在一个“中层人士联盟”（这指的是彼得·施图克）。他后悔地说道：“要忏悔过去。”与此相对应，沙平在波恩表态性地与施罗德共进午餐，并且证实道：“这个下萨克森人在经济政策方面提出了很多合理建议。”
10月份，柏林众议院进行选举。而现实之糟比原本就很悲观的预测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第一候选人英格丽特·施达默率领下的社会民主党彻彻底底地失败了——丢失了近7％选票。可怜的23.8％的选票使她被讥笑为埃本哈特·迪普根继续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37.9%）大联盟的“小鼻子”。现在，暂时收敛了一会儿的萨尔州的拉封丹也开始介入这场争执。他试图在幕后说服沙平放弃党主席职务，由他，拉封丹在曼海姆大会上来接任。然后由沙平继续担任亦有相当大影响力的议会中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但是这一提议遭到了沙平的拒绝。
1995年11月14日终于来到了。522名代表会聚在曼海姆议会大厅。代表中的绝大多数并未清楚地认识到拉封丹的行动意图，自然也未想到会出什么意外。他们只是希望沙平能重新燃起斗志，带领社会民主党再度繁荣。但此时沙平忧心忡忡。他的朋友警告他道：“拉封丹和施罗德要逼宫。”
一切都还不甚明朗。这位普法尔茨人一小时的开幕词感情充沛，真挚可信。只有其中几段略具攻击性，其余各段都旨在请求大家将来更好地对待、更有力地支持他。沙平以哽咽的声音承认道，很是怀疑自己这样自怨自艾有何意义。这个社会民主党领袖“在过去几个月中自毁威信，并且以无法容忍的灾难性的方式给柏林选举造成极大负担”。沙平未指名地提到施罗德：“他的着眼点是，让一切有可能造成这些问题的东西，以稳妥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这篇软弱无力的讲话的纲领部分，他试图转用现代派的语调，他批判了“操之过急的社会国有化”以及“赫尔穆特·科尔这个德国所存在的问题”，他要求一种“新的先锋精神”。但是，大厅中并未出现群情激昂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