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化的施罗德所要去的路已愈发明朗化：曾经直接获得联邦议院议席，现在又以绝对多数统治着汉诺威的他，避开那些暗地里为人轻视的干部们，要避开“机关”，要通过基层的选票达到目的。当年的“反修正主义者”再现江湖，他反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支持公共机构——相信“民众的”力量。党的特别委员会以及对党代会决议的盲目遵从令他愤怒异常。他对《明镜》说：“人们必须愿意用客观事实来检验党代会决议。我自始至终认为，事实掌握真理，而不是政党，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对于毫无实权的社会民主党监督委员会他的讥讽就更多了。在一次《明星》杂志采访中，他指责社会民主党内缺乏冒险精神。社会民主党那人尽皆知的“臭脾气”已越来越小：“如果没有特别委员会决议的保证”，社会民主党什么也不会干。一次，施罗德曾在小圈子里尖锐地问题：“社会民主党在沙平任主席期间赢得过什么选举的胜利？”
他的反对者攻击道：“施罗德想独创一格。”施罗德硬邦邦地反击道：“这样攻击他的人最好先想想自己的特色。”而且：“没有特色的政治家是不适合从政的。”
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其实很多人都支持一次权力更替。社会民主党得到33％民众的支持。阿伦斯巴赫的民意调查机构查明，在领导位置上的600人中有74％的人相信，施罗德能战胜沙平成为总理候选人。经济杂志《资本》在社会民主党追随者中做了调查，结果是施罗德以56％的支持率获得较好成绩；沙平则仅获得37。另一家调查机构的选民偏好调查结果表明，相对于科尔而言，施罗德以40％的优势领先，后者仅得26％的支持。但当科尔与沙平相比时，科尔又以40％占据明显优势，沙平则获得22%,似乎一切都在等待这位来自汉诺威的现代派。施罗德曾喜形于色地问几位记者：“你们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我的政治生活，社会民主党会过得更好吗？”随后他又唐突无礼地将攻击对准了党内固守于方针决议的同志。8月11日他在波恩的“壁炉联盟”（施罗德顽固敌人之一的社会民主党环境专家米希埃尔·穆勒如此称呼它）会谈中与基督教民主联盟州领导埃尔温·托尔福尔（巴登—符腾堡州）和埃德蒙特·施托伊伯（巴伐利亚州），与汽车老板费尔迪南·皮埃尔（大众汽车）、温德林·威德金（保时捷汽车）、赫尔穆·威尔纳（梅塞德斯·奔驰汽车）。和本德·皮舍兹里德（宝马汽车）就一项尤其着眼于正确评价“他们的”州的重型汽车康采恩的政策进行了讨论。穆勒大力攻击了“汽车顶的会晤”。他说在生态方面托尔福尔与施托伊伯的可信度就与“法庭上的偷鸡贼差不多”。施罗德反击说：“如果这位社会民主党的高层环保主义者仍像惯常所作那样大肆攻击德国的生产，那将会对社会民主党造成极大的危险。而时隔不久，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经济部长沃夫冈·克莱门特邀请了刚刚卸任的欧柏和福特老板参加一个类似会谈，这件事在社会民主党内，则未受任何非议。此时克莱门特已常常被当作施罗德的替补者——如果沙平要“解雇”社民党的这位经济政策发言人的话。但是克莱门特和施罗德，到此时却早已找到一根紧密联系彼此的热线：两人都认为，社会民主党必须寻找新的选民阶层，尽管开始时虽然彼此都极不信任对方。
联邦总理科尔不请自来地加入了这场人事纷争。他在一次采访中建议沙平以轻松的态度抵制住施罗德的进攻。他说：他有经验，只会自我标新立异的人虽然短途上能获得暂时成功，但从长期来看，他们永远是失败者。显然他支持的是这位社会民主党顶层的业余自行车运动员。
要求沉着冷静的叫喊声越来越小。当年8月底，夏休之后不多久，党内领导再次批准施罗德担任经济政策发言人职务。约翰内斯·劳尤为积极地促成了这一市民式的和平。不过数天之后，在接受《星期报》主编曼福雷德·俾斯辛领导下的这家亲施罗德报纸采访时，这个下萨克森人要求在曼海姆召开社会民主党大会，以经济政策弹性化为重点，用来取代原定重点——公共服务改革。这时，几位同志的忍耐达到了极限。首先，在他们听来施罗德对“政策是否可更改”问题的回答俨然是对神圣党纲的背叛。施罗德说：“就经济政策而言您是正确的。现在不再是社会民主抑或保守经济政策的问题，而是现代和非现代的问题。”沙平在党内早就宣布要再次与科尔竞选总理，所以对他来说，最糟的是施罗德重新暗示要参加总理竞选那段时期。现在这位党首开始还击：联邦事务领导费尔豪根在向新闻界作声明时要求，这位来自汉诺威的主席团成员停止发牢骚和散布错误消息——这是社会民主党史无前例之事件，这个下萨克森人的反应非常平淡。8月30日晚，他对与他在奥里希酒会相遇的记者说道：他的那次采访是“一次可以原谅的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