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以来事情一直如此：如果社民党再次从党内候选人自我表演乃至激烈争斗开始着手竞选，那么由总理职位争夺可能会引发一场“黑色危机”。重要反对党的内讧似乎已成为政府的稳固剂，而政府此时已越来越少表现出其改革的准备和能力。
只要是可争议的地方，都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得到了争议。大多数时候都遵循这一原则：施罗德为一方，党内其他人士为另一方。1995年夏，当时拉封丹去加拿大度假，沙平去法国南部，这本该是个无事之夏，但却由这个“不放过任何争论机会的人”，引发了一场关于税收政策的党内斗争。在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总理海德·西蒙尼斯以及汉堡市市长亨宁·福含豪达成内容上的一致后，施罗德写信求助于其他社会民主党政府领导。他在信中要求，将有关预算负担的事宜排除在将被切实讨论的1996年度各州及地区税收法规之外。施罗德和福含豪都认为，为了将各州收入下滑限制在700万马克之内，“人们不该轻易地放弃那些能保证一定的经济措施对各州窘境起缓解作用的建议”。同时，俩人还为波恩政府有关儿童抚养费的数额（由每月每个孩子70马克增加到200马克）以及最低的免税生活标准（1200马克）大做宣传。这两位作者宣称，作为改革者，作为“忠诚的经手人”，他们为了各自代表地区的利益而将不切实际的党派立场置之一旁（社会民主党坚持儿童抚养费为250马克，最低免税生活标准为1300马克），而且他们呼吁共同努力达成理智的妥协。事实上，社会民主党党主席沙平的权威因此而继续受到削弱，而一年之前施罗德还在批评他“对联邦政府过于友善”，似乎不知道自己是反对党。在社会民主党看来，作为反对党重要工具的联邦参议院中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此时因为下萨克森州的行为面临成为中间派的危险。他对此很清醒：“联邦参议院是各州贯彻其利益的宪法机构，因此这里的原则是：第一州利益，其次党派。”
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位同仁讥笑施罗德道：“首先为了州利益，然后对自己的政党。”当党内基层和高层再次要求进行“生态税收改革”时，这个下萨克森人警告道，对能源征税将会导致更大范围的失业。所以同样出于“社会福利的原因”，在今后几年里必须停止生态税。当有人提出对那些自己不进行职业培训的企业征收“岗位培训税”时，他因与之紧密相连的政府权力的滥用以及由之可能得到的强大的国家干预，又摇头表示反对。1996年夏，施罗德与官方路线背道而驰，发言支持将妇女也纳入联邦军队中的战斗性编队，因为德国“需要武装的妇女”。他作为他的政党中的第一个权威性代表公开支持降低“福利国家”程度。他说，人们必须诚实地面对这一事实——到现在为止的国家社会福利金已入不敷出：“谁要是拒绝接受他人提供要求较高的工作，谁就必须做好被强行扣发福利金的准备。现在有很多社会福利款项，其实施标准都值得商榷。”还有一次，他突然同意了军备方案“欧洲战士”，而1990年时他还强烈反对这个当时作为“狩猎者90”的计划。但在联邦议院有关这一主题的专门委员会对此进行讨论时，他却小心翼翼地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最后，这个“汽车人”阻止了生态法规的加强。他公开支持为社会民主党内多数人所反对的弹性化的商店营业时间，不过这倒与联邦参议院的社民党路线保持了一致。
施罗德要求一种趋向于一个“新的中间党派”的战略方针，与拉封丹作为一个“左派人民政党”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自信相反，并试图赢得中产阶级的选票。“在社会民主党的税收政策中，年收入6万马克者就已被归入较高收入阶层”，他在记者面前表示了对自己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局限的强烈不满。在社会民主党员们还在阻止红绿联盟时，他就提出：“必须降低最高税率。”工会委员们对于这些言论暴跳如雷，社会民主党左派，其中有青年社会民主党时代曾是施罗德同路人的德特勒夫·冯—拉赫和米夏埃尔（米勒以及埃卡特·库尔万，他们则以一种老于世故的震惊态度要求撤销施罗德的社会民主党经济政策发言人职务）。
随之而来的便是早已潜在的施罗德与社会民主党有关一个有利于未来的、现实的能源政策的争论。施罗德不顾党内的反对意见，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推进由他倡导的与联邦政府以及能源经济组织的“能源协调谈判”。他所追求的“原子协议”包括，在确定的时间内允许现存的核电站继续运作，原则上不排除允许“新型”反应堆的存在。施罗德在与之相应的提案中这样写道：“可以通过适当的措施保持兴建一座新的核电站的潜力，比如包括地方技术许可证考核过程（涉及核能）的研究与发展；这个将来可能会实施的选择（将来兴建核电站的可能）必须以一个广泛的政治认同为前提。”那就是说：“如果社会民主党反对任何一个新的核反应堆都不会被许可。”施罗德这些被西门子总裁，基督教社会联盟党员亨里希·冯·皮埃尔称赞为“着眼现实的路线”的提案，被社会民主党左派以及党理事会以不信任的眼光看作对原子工业的让步。他的反对派们让记者注意到，1990年以来其他任何一个联邦州都没有像下萨克森这样任由原子能经济得到如此之多的投资。相应的许可证在“施罗德之州”也往往不计后果地予以颁发：间或照波恩指示，有时直接由州政府决定，而州政府的态度让人觉得“它似乎极愿得到这些指示，这样它自己就可躺在这些指标之后”（《法兰克福汇报》）。尽管此时施罗德已从党领袖沙平那里得到正式的谈判委托，但是能源协议谈判还是又一次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