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不能用自己的引言把自己驳倒，那施罗德就不是施罗德了。大约1995年底他引用了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的一句老话，在《镜报》的采访中说：“宁要5％的通货膨胀率，不要5％的失业率”，来呼吁抛弃严格的节约政策，从而使联邦政府满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要求。不仅在经济发展鉴定委员会主席海尔伯特·哈克斯那里，而且在党中施罗德这一论点也遭到了指责。通常在很多方面都支持他的海德·西蒙尼斯说，这样的计划只在“封锁的边境”中才能实现。社会民主党经济专家乌维·彦斯警告说：这样除了点燃稻草上的火外不会带来别的什么。与此相反，金属工业主席克劳斯·茨维克尔却欢迎施罗德的说法，这种说法无疑是受了部长会议主席欧元——怀疑论的影响。
和不断被暗示的团结意识，和党的纲领中如紧身胸衣般固定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个劈叉，它一再导致施罗德把自己的形象漫画化了。有时他也是笑在最后的那一个。一个莱姆韦尔德的例子：1993年施罗德一再强调，给亏损企业发津贴，以这种方式掩盖事实上的失业并且阻止所涉及企业的改组，是非常不合适的。
尽管如此他从公共资金中贷款给达萨飞机公司—莱姆韦尔德800亿马克。然后他亲自和戴姆勒的老板约尔根·施瑞姆普商定了援助行动。他猛烈回击了自由民主党联邦经济部长群特·里斯罗特迪：“批评像里斯罗特先生一样来自只得票2％的党的经济盲人应该保持沉默。资助一个工作比失业要好一千倍。”1995年6月施罗德居然和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长一个血腥的军事独裁的代表人，B·J·哈比比，签订了关于参与莱姆韦尔德的条约。确实：国家干预成功了，韦泽的达萨飞机制造厂今天属于企业主约尔根·格侯斯曼，在空中服务公司莱姆韦尔德名下雇有占原来数字2/3的员工。企业顾问罗兰特·伯尔格，一个施罗德信任的人，正确地猜测，“在一定条件下，莱姆韦尔德的企业经济是有意义的”。
还有一次，1993年，施罗德把国家的力量投给了格奥格斯马里恩吕特，从而挽救了这家钢厂。邻近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的同事们做出了恼火的反应，因为施罗德没有和追求自己的钢铁盈利的约翰内斯·劳达成一致。过了很久，在1997年底、1998年初，施罗德采取了与此类似但规模更大的行动，他购进了萨尔茨及特的普鲁萨格钢铁公司。这件事后面我们还会再次说到。
1994年联邦大选的日子越临近，沙平——拉封丹—施罗德三重奏之间的裂痕也越来越表面化了，甚至联盟也曾嘲笑他们是“三个愚蠢的脑袋”。《星报》上说，施罗德管沙平叫“美因茨的地板砖”，称拉封丹，这位失意的联邦财政部长为“萨尔州的地区负责人”，一位社会民主党的来自汉诺威的高级领导人十分愤怒地向一位柏林记者保证，他确定在这篇文章发表一周前看见施罗德和《星报》的记者一起吃饭。即使是平时施罗德提到沙平时也经常不说名字，而是说“总理候选人”，并且人们可以听出来，他的重音放在“候选人”上，而不是“总理”。沙平也向论战家施罗德提交了好几份极好的公开挑战的草案。1994年圣灵降临节是礼拜一，这一天当联邦法院主席罗曼·赫尔佐克战胜社会民主党部长会议主席约翰内斯·劳，自由民主党的希尔德戛特·哈姆—布吕希纳和绿党的彦斯·海西，由联邦大会选为国家元首时，法耳茨人的反应则少了一分自信。沙平在失败者的沉默中骂道，现在仅有的一个不自由的候选人当上了联邦总统。之后不久他抨击了汉斯—彼特·斯蒂尔，德国工商协会的主席，此外还说亲近联盟的国家足球队的教练贝尔提·沃格特是“二等”的。施罗德的反应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警惕，不要不断创造出新的竞选对手。赫尔佐克先生不是我们的竞选对手，甚至贝尔提·沃格特也不是，斯蒂尔先生也不是，而是赫尔穆特·科尔。”施罗德却相反表现得十分正直诚实，尽管官方上这段时间里看起来很紧张，比如他保证，除了竞选斗争外，沙平也是未来的联盟谈判中“最优秀的一个”，但是，他紧接着补充道，对于一个正常的三重奏理所应当的是，第一个是最好的。慢性子的从容不迫的鲁道夫·沙平，在施罗德的心中得不到信任，被认为是与自由民主党和绿党的红绿灯联盟的支持者，却坚决反对具体地回答记者的相关问题。施罗德不是这样：他支持红绿联盟，这是众所周知的，他在联邦层面上把来自德国社会党格里格·吕西斯的宽容，甚至是支持拒之门外。虽然他在1994年夏天，针对“玛德堡模式”（即在社会民主党部长会议主席海因哈特·于普纳的容纳德国社会党的红绿联盟），强烈地要求，“通过给德国社会党赋予责任的办法，使他们失去吸引力。”比如把建设住房的任务交给他们。“首先在福利领域”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社会党的关系比和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关系近得多。施罗德接着说：“我们可以这样或那样得到人民阵线讨论。然后赶快决定，赶快行动，把人们组织起来分配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