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不认为一个由沙平和一个来自新联邦州的社会民主党支部主席呈交的“德累斯顿解说”，在其中说，与德国社会党合作“对于我们不可能”，是重要的。1995年11月，在传奇式的曼海姆的党代会之后，施罗德对波恩的《总广告报》说，至少在新联邦州中德国社会党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个有可能的联盟合作伙伴。所以他追随新任主席拉封丹的路线，拉封丹要求，“不再限制德国社会党”。尽管如此1994年8月的《柏林日报》出现了一则猜测文章，沙平“作为多数派的建筑师和大联盟一起站在联盟的左侧反对施罗德”，。他受了德国社会党的影响，肯定出自一个用来吓人的陈词滥调：“选了社会民主党，就是选了施罗德。选了施罗德，共产党就要上台。”
其实私底下这位坦白的掌权人早就驶向了别的坐标，由此又一次唆使党反对了自己。1994年10月他在《戴斯特—韦泽报》的一次访谈中说：“我不想要大的联盟。但是选民们尽管如此还是给了政治这样一个选举结果，既留出了这样的可能性，那我也不排除社会民主党会组成联盟，这同时意味着，那个伙伴在寻找人选。”他接着补充说，他作为经济部长在“联邦政府”中效劳，为了这个职位我更愿意到波恩更有利的环境里去“——难道在赫尔穆特·科尔的领导下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社盟联盟也行吗？他，施罗德并不属于否认科尔一生成绩的人。我只是说：有朝一日，科尔会被取代。在我看来，他不是个没有个性的人——他以后也不会这样”。在这里谁不会又一次想起对他的性格描绘：“施罗德穿梭于联盟之间像穿走廊？”
1994年10月16日夜晚，猜测结束了。总理科尔以微弱多数胜利，又一次成功地保卫了公民自由政府。联盟得票41.6，社会民主党在沙平的领导下只有36.4%。很多人认为死定了的自由民主党，在从联盟中“借来的选票”的帮助下，得票6.9%。联盟90／绿党以7.3％超过了自由党。因为有4个直接委任状，德国社会党尽管也有选票分配，还是只得票4.4%，在第13届德国议会中占30个议席。执政党领先3%，科尔险胜。幸亏有倾斜性议席（联盟有12个，社会民主党有4个），根据联邦选举法不能得到补偿，基督教——自由联盟多得的10个议席与政府首脑刚好凑在了一起。社会民主党再次执政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了，在大选之夜波恩的社民党中，巨大的失望触手可及。很明显起决定作用的是，越来越多的选民相信执政党比反对党更有希望带来指日可待的经济繁荣。
施罗德在党中看起来比别人少一分颓丧：沙平的失败使他的希望实现了，无论何时，他将成为联邦总理，也许是1998年，也许在联盟的提前破裂之后。一个相应的赌博早就出现了：1994年初施罗德在举行于州首府歌剧院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的开幕式上与科尔迎头相遇了。总理在晚饭时预测，此次的主人将在1998年成为社会民主党的总理候选人。科尔所掩盖的阴险之处在：只有以1994年社会民主党的失败为出发点的人，才能接受这样的赌博。施罗德早在1993就在其著作《成熟的考验》的章节中给人留下印象，他已经算计到了，在1994年现行的联盟将继续下去，尽管如此他还是同意打赌。赌注是：一箱红葡萄酒。总理在一张菜单上写下：“施罗德在等待，直至1998年。”在1994年夏天一个电视节目中施罗德聊到了这件事：“很多人都签了名，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我的妻子。她在上面写道：‘我不会在这上面签字，这对我来说太迟了。’”
第十四章1995年，候选人之战
选民们没让社会民主党在1994年的联邦议会大选中获胜，不过这倒为这个下萨克森人1998年挑战科尔并且获得大大多于一箱红葡萄酒的胜利，保留了所有的机会。1995年1月11日，联邦议会选举后3个月，施罗德在希尔特鲁得陪伴下参加了托马斯·高特沙尔克的RTL——深夜节目，他毫不在意地对四座说道：“我已经准备好了。”这显然又是一次挑衅：党的领袖鲁道夫·沙平当时还未正式退职。而在萨尔州，那个施罗德曾经真心实意，现在却只是以讽刺口吻称为“朋友奥斯卡”的1990年的失败者，也还抱着再次参加最高权力角逐的希望。拉封丹相信：自己应该再得到一次机会，因为他只是败在选民们因为大转折和重新统一后出现的普遍的回光返照而给科尔的“总理奖金”上。而现在事实渐渐变得清楚起来：他对德国统一的怀疑态度并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