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施罗德来说，使人们相信他在经济方面的能力，这才是更困难的，他以极大的热情要求他的党在与市场和竞争的关系上实现现代化，但面对现在大约400万失业人口，人们问他，负责经济脉搏的部长该做点儿别的什么时，他却哑口无言。他常以模糊的空话回避问题：“如果经济除了解雇职工外，什么也不会做，那政治就该提出反对意见，质问经济，它对政治还有什么要求，比如在劳动时间的灵活性方面。”一个具体的解决办法会是什么样呢？“人们应该使经济、企业主和工会作为一方，使政治作为另一方合作起来。”是设计好的行动的新支柱，还是像路德维西·艾尔哈特所梦想的一切都构想好的社会？都不是，这是因为：“人们不能复印历史。”社会福利金应该像企业主要求的那样减少吗？问题的答案从“不”变成了“半不是”“社会民主党不是要进行削减。但单纯地加在一起是不可能的。在不打破已证明是好的制度下，我们将会看到一些成绩。因为这最终是一个生产能力的事实。”
施罗德一再许诺帮助中产阶级，坚定地赞同他自己的工业政策的标语：“对大众有益的事，就对国家有益。”“人们必须考虑到下萨克森州超过1/3的工作岗位都依靠大众，超过1/2的出口也来自大众。这和依赖性没有关系，而是理智。”
这一阶段施罗德的经济政治想法听起来像带着社会希望的，来自自由的真实的混杂物。当沿着社会民主路线的党内同志们触及贫乏的经济手段，要求有创造工作机会的措施，要求津贴，还要降低国债（咒语：“贷款财政的经济计划”），这位前阶级斗争者非常明白，他曾长期担任老板们的谈判者，这些纲领无法实现。所以他不再为了表面现象与他们打交道。关于他以前对“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攻击，现在他说：“今天我有了别的看法。对于我来说，告别在生活实践中证明是错误的观点并不困难，虽然从前的动机是那样令人尊敬。做不到这一点的人就不该从政。”他的著作《成熟的考验》由前柏林日报编辑海侯尔得·海丝出版。
他在《成熟的考验》中写道：“我们不能中断和经济界的谈话，因为又有一家康采恩使工人因领导层的失误受损。我们既不能因此使工业国有化，也不能只利用国家手段保障商业，这一切在东部各州的融合中带来很大问题。”他在《法兰克福周报》上说：“我们必须接受，福利国家和创造价值有关。用德语说就是：只有生产出产品，才能分配成果。有时我们却忽略了这一点。”
很多人为施罗德不寻常的看法感到惊讶，特别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目标的提出是由一个名叫艾尔哈特·埃善勒的哲学和他关于“零增长”的要求决定的。《南德意志》报以此提出了疑问：“您这样说，仿佛工业政治家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是施罗德的榜样。”“毫无疑问，巴伐利亚在他的领导下成功地推行着现代化的经济政策。”一个没给人留下印象的答案。
一个接任“社会民主党”的人，可以代表这些位置吗？人们一次又一次责备施罗德，说他的办法没有新意。也许他在现实中的想法是，仅有的一个可以设想的有新意的办法在于，放弃要想有新意的办法的念头。有时他会暗示这个观点，比如说，在1994年联邦大选之前，人们就鲁道夫·德里斯勒的宣告一事问他的意见。宣告认为，社会民主党应该通过较高负债的方式向选民们许诺失业数字明显下降。对此，施罗德说：“我不同意向人们做这种许诺。没有人能保证兑现。我觉得，和德里斯勒的经济方面的理智比起来，他的福利政治的想法走得太远了。”
施罗德最有名的一番话是，经济政策不是社会民主的或保守的；而是现代化的或非现代化的，将在1995年被沙平搞成大麻烦。施罗德“新自由主义者”的名字在党内早就定格了；一个机器人，他坦率地为基因技术和武器装备说话，削减教育名额和补贴。但是当1998年春天经济记者罗兰特·特基把一份名为《转变的勇气》的手稿交给霍夫曼－卡姆普出版社出版时，果断的施罗德对这本书中更果断的艺术风格十分不安，在临出版之前他和特基讨论了好几天。在下萨克森的选举以后他宣布做总理候选人，在此之后，这位政治家撤消了这本书的计划；该书在1998年夏天作为罗兰特·特基的作品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