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汉诺威的任务一开始情况并不乐观。在州里管事儿的不是施罗德，而是一支红铅笔。“我负全部责任”，1994年9月部长会议主席大胆地说，这是为了往葡萄酒里兑水，葡萄酒是他在半年前的竞选中的许诺。难道不是施罗德的财政部长海因利希·斯威特在2月对一项阻止财政赞助的计划置之不理，还说州里财务稳定？难道不是施罗德在演讲中宣布要多聘用275名教师？这个时候突然传来消息，每两名退休的教育家将只有一位继任者。在未来两年中将有1300个职位被删掉。至1998年在公务员中应被减少9000个职位；这恰恰是红绿联盟时期增加的数字。州里为幼儿园和医院建设的投资也被削减掉了，福利房屋建设减少了一半。大约40亿马克的预算赤字出现了。如果选举小册子许诺，州里将每年减少一些新的债务，那么现在，纯贷款数已从公布的25亿马克升到破记录的38亿马克。他指出了新联邦州中交通建设的成绩和从联邦财政中取消的边界地区赞助。然而面对已经宣布的空前的意义深刻的节约政策，人们变得十分冷静。在社会民主党支部的一次试投票中5名议员投反对票。施罗德不想进行大规模地削减的只在一个领域内，即经济和技术支持。这不是偶然的：他不顾从前的许诺，他并没有在波恩为沙平服务，却作为“超级部长”为能源、经济、交通的事操劳。“这属于我团结的概念，对问卷中不看好的事情也不袖手旁观，即使我的生活计划是另外一种样子”，他在《世界》报上为自己的思想转变做辩解。这种“团结”同样有局限性：“我肯定不会在政府中做邮电部部长”。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在此期间成了基督教民主同盟支部的负责人，责备施罗德“逃避责任”。但这是目光短浅。1994年8月底，施罗德思想转变的动机是——在问卷中社会民主党只得到令人失望的33％——一个简单的想法，对于以后的政治之路来说更有帮助的是，以“三重奏”失败，而不是站在一边，失去和党的圈内人士的联系。与此相反，沙平决定，为了使这个人遵守纪律，通过把这个怪脾气和难以捉摸的批评家（“不斗争的人就已经失败了”）吸收进他的影子内阁。
简单地说，施罗德在波恩计划好的工作叫“经济脉搏”。这听起来十分“雷克斯罗特”，但是少于这个自信的汉诺威人所相信的，他一点也不考虑预算的发展情况。他为了在德国的改革方面给自己竖一个扳道工的形象，喜欢利用“研究”这个领域。但是沙平决定，他要在内阁中区分“软硬基础建设”。经济、交通和能源属于硬的一方面，研究、教育和科学属于软的一方面，这些他想交给彼特·格洛茨做。施罗德说：“这也是个纲领，可以接受”。但他并不为此振奋。
毕竟他也要对能源部门负责，这个汉诺威人觉得他命中注定就该做这个。最终在1993年他与电力部门VEBA和RWE一起制定了前面已经提起过的“能源一致协议”。在这期间他还作为社会民主党的谈判者与联邦政府进行一系列谈判，在继续为硬煤工业提供津贴这一方面达成了协议，他本人认为这已经不合时宜了，不过这符合党的路线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萨尔州的利益，津贴将持续到2005年。和社会民主党的“生态税”路线以及与此相关的石油税增长的路线相反，众所周知喜欢开车的施罗德不断声称要放弃这个“绿色的错误”。施罗德总是警告说，如果在石油价5马克时，社会上只有一小部分人有能力星期天开车去看朋友，那德国的经济就完了，自信的部长会议主席毫不动摇地称他的文件是“高度理智”的：“人们必须看到，社会民主党是否已经准备好了致力于新的基础。”无论如何超级部长有这个希望。
施罗德在波恩理想中的联盟伙伴绿党，指责一致性文件是不反对核能源的开始。因为文件中除了其他内容外还包括批准建立在萨尔茨及特的终极矿床的矿井，中间站高雷本延期偿还债务和核电站的终结时间。对这个问题施罗德说：“我们不能只说我们不要什么，还应该说，我们要什么。建立新的能源提供系统需要时间。谁要是相信，他能利用法律解决能源制造公司的合法地位，那他就陷入了几十亿马克的损失补偿中。我希望能快点儿做，但是人们需要我刚才提过的时间。”在接受《北部西部报》采访时他说要30年，而社会民主党的决定则是在入主政府后他们只需10年。所以他会谈的结果在1993年被社会民主党主席团拒绝，直到1995年才被作为一次讨论的党内基础接受，也并不令人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