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物的负债在联盟中有明显的增长，相反却很少被作为题目研究。基民盟和自由民主党的竞选战略家猜测，说国家预算中少了10亿马克，这个警告性的消息太抽象了。针对这个竞选题目的另一个争论是：近几年来连联邦政府也负债累累。在将于10月举行的总理选举前半年，联盟和自由党并不是额外挑起这个论争的，特别是施罗德责备波恩，缩减各联邦州的资金一事威胁了联邦制度的原则：“如果我们想保持联邦制度，并想在欧洲范围内地区间强化它，每一个州需要一定的财政自主权，这样他们才能尽可能地贴近人民地完成符合宪法的任务。”他继续说：“一部有意识地给各州一系列自主权的宪法，固然是美好的。可是如果联邦、州和地区之间的税款情况导致联邦州无法通过自己的力量完成这些任务时，那么基本法就成了一堆废纸。”
施罗德对他的竞选对手沃尔夫保持了完全的沉默，就像当年阿尔布莱希特以完全忽视来惩罚他一样。社会民主党在竞选前几天贴出的海报上只画出了卫冕者的肖像——没有名字，甚至连党名的缩写也没有出现。他，施罗德本人，就是一种信息。
1994年3月13日，星期天，晚上，选举结果出来了。胜利者在党派的会议厅中爬上桌子，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团结。他的追随者们兴奋地呼喊着：“格哈德，格哈德，”在未来的4年里他将以绝对多数进行统治。所以当狂热者们抑扬顿挫地喊着：“红绿联盟，红绿联盟”时，他被激怒了。新的前进方向似乎还没有被广泛传播开来。
这是一次相当危险的胜利。社会民主党只是多获得了一个小数位，44.3%。相反绿党则多出了近两个百分点，得票率为7.4%。基民盟得票36.4%有决定性的一着是自由民主党在5%障碍栏处的失败。由此就出现了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形势，在新联邦州议会中161个席位，社会民主党得到81个。一票之差的绝对多数。安得里亚·侯普斯，联盟90／绿党的头号候选人和未来的支部主席说：“我想这对于他来说将是个极不舒服的时期。”她的党内朋友约尔根·特里汀，同时也是联邦议会部长和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的亲密朋友，附和道：“施罗德将第一次有个反对党。”
然而首先出现了新的争论。选举后的第二天早上，通过将施罗德提名为联邦州主席约翰内斯·布鲁恩斯的继任者，联邦州主管业务的主席团又提高了施罗德在党内的权力。62岁的布鲁恩斯，曾经是施罗德的敌人，此后多年是他的同盟者，退出了政坛，也不再参选州议会。总理办公室的国务秘书沃尔夫·韦伯将成为他的继任者，成为了党支部负责人。
现在施罗德又可以全心投入在下萨克森的工作了，而不用顾及到他的联盟伙伴的干扰他真的会这样做吗？选举后第二天《法兰克福汇报》警告说：“恩侯尔姆已经感受到了这个下萨克森脖颈中呼出的热气。沙平如果不能尽快实现当上联邦总理的愿望，也将会有同样的感受。”
第十三章赫尔穆特·科尔的经济部长
补丁不能被钉在墙上，“绝对的施罗德也不会被别人捆住手脚。总理的职位在持续不断吸引着他。但是社会民主党未来的总理候选人是鲁道夫·沙平，这是不可动摇的。沙平的胜利将永远打碎施罗德所盼望着这个职位的希望。要是沙平在10月份输了呢？”“如果柏林是首都，我在波恩能做什么？”这个下萨克森人在初选的失败后问道。这听起来有点儿像：“我一点儿也不想……”或是：“要是现在沙平使自己无谓地牺牲了，社会民主党在柏林的新总理职位上的第一个候选人将是我！
施罗德常常公开向沙平保证他的支持，稍稍放弃了给自己塑造形象，这是合适的。“我不同意普遍的限速，”在1994年3月一个大众汽车监理委员会的成员批评了社会民主党政府纲要中的限速规定。他还反对提高石油税。开车不应最终成为占人口1/3的上层人士的特权。对于工人来说，税务负担早已“发展到了头儿”。
施罗德承认他将更频繁地在波恩露面，他高兴地评论道：“将有一些人把这视为一种威胁”。在接受《南德意志》报的采访时，他表达了想获得更重要的党的领导位置的要求：“我只是觉得，第二大平原州的部长会议主席不仅应该在党内，而且在其他地方也应注意到这一点。我的角色将不会有任何改变。这不是形式的问题，而是我很喜欢被人提问。”记者：“您至今为止难道没有被经常提问吗？”施罗德：“有的，一直是，但我希望是在做出重要决断的时候被提问。”他耸了耸肩，他并没有看到一个“施罗德—沙平—拉封丹三角形”：“不，他们两个的任务是取代科尔。我不准备在波恩效劳，我留在汉诺威。当然我会帮忙。但这不是说二重奏要变成三角形。您低估了我的谦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