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还得从头讲起：1994年被视为“超级选举年”。在联邦议会、欧洲议会、州议会和许多地区委员会中都进行了选举。为了不陷入这么多的选举的漩涡中，下萨克森州的红绿联盟政府把选举推迟到了春天。因此部长会议主席没有参加为沙平在波恩搞竞选的队伍中去，并且拒绝了人们提供给他的社会民主党联邦主席代表的职务。因为他知道，下萨克森的社会民主党人是团结一致跟随在他身后的。所以6月初他可以放心地把重要的汉诺威地区联合会的领导权交给45岁的州议员沃尔夫冈·于特纳，党内左翼的代表人物。代表们和无数的同事们作为听众来到哈美尔的哈腾方尔大厅，举行了成功的告别仪式，为施罗德，这位领导了重要的地区委员会10年的人。
基民盟中他的州议会的选举对手是34岁的克里斯蒂安·沃尔夫，一个敏捷的，自信的天主教徒，为了赶超施罗德的知名度，1993年6月他就已到联邦州中巡回。他的党支部负责人约尔根·根舍尔宣布：“我们紧紧跟随施罗德。”沃尔夫和施罗德一样是律师，来自奥斯纳布吕克。这个长着一张听话的面孔的人被人们看作是保守派，但在联邦中也被归入“青年后起之秀”。和施罗德的情况差不多，他自幼无父，因为他的父亲，一个自信的社会民主党人，在他出生后不久就离开了他多病的母亲。在竞选斗争中沃尔夫强调他的党在内部稳定和经济方面的能力。他十分强硬地抨击了部长会议主席，就像施罗德曾经抨击阿尔布莱希特那样，他责备施罗德，因其联邦政治方面的野心而忽略了下萨克森州的工作。
联盟绿党想继续维持在汉诺威的红绿联盟。另外他们要求环保部再加把劲，这一点在上一次组阁时他们就已经抱怨过了，只是毫无用处。原来无党派的莫尼卡·格里发恩被施罗德拉进了政府，在1992年11月加入了社会民主党。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过使红绿联盟继续下去的条件，而且他们的极“左”分子约尔恩·特里汀在责骂部长会议主席在经济方面工作做得太少的时候（毕竟他是一个来自出身于工人运动的党的领袖），他显得极为无助。
根据联邦中的趋势自由民主党只有非常少的机会进入州议会。
施罗德提出了一条绝对多数的路线：社会民主党能在4年中单独执政并且单独负责。这是“我斗争的目的”。虽然他以前为红绿合作摇旗呐喊并作为第一个政府负责人在两次议会选举之间的时期实现了这种联盟。他对待联盟“像穿过一道道走廊，不再有用的人就被他抛弃”，沃尔克·萨斯特侯在《法兰克福汇报》上这样评价施罗德。施罗德自己则更实用主义地这样说：“一个联盟既不是历史性事件，也不是青铜时代锻造的腰带，而是一个时代性的结合。”一段时间以来环保党一直在给他制造麻烦。第一，因为他总是倾向于自己做出决断，然后再向大家解释（施罗德对自己的评价）；第二，因为他不再胜任“纯粹的绿色原则”的矛盾：“一方面我应该远离核能”，根据绿色环保组织的计算这将导致人类在本世纪末多使用约30％的天然气；另一方面绿色联盟的人又抱怨，一条为来自挪威的天然气准备的管道严重威胁着瓦腾湖，费了很大的劲政府最终才在地下管道方面达成一致。褐煤和硬煤能源因会导致气候变暖而被淘汰，在格里特兹尔，一个计划好了的风力发电会毁掉鸟的世界。这个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嘲讽了绿党这种机械化的拒绝一切的做法时说：“结果电流还是来自插线板”。施罗德反对对一切加以限制的明确态度，并且他最终在社会民主党联邦议会选举计划中删掉了种种限制，终于激怒了绿党。支部负责人特阿·吕克特要求“限制施罗德转变立场的能力”。
是的，转变立场的能力：他不仅没有增加给学校的预算，反而不假思索地要求下萨克森的老师做更多的工作。当《柏林日报》指潜水艇出售者为“德国武器装备的主要卖主”时，他也接受了这一点。原因是：当他在4年前指责猎手90是浪费钱时，却建议他的党重新考虑10亿美元计划。然后人们就要在莱姆韦尔德设计建造这种战斗机。除此之外施罗德支持在这个根据地联邦防卫运输机器的保养。在他大约120次的参选中，他批评联邦政府缺少出口投入，举例说沙特阿拉伯最近要决定是购买波音飞机还是空中客车，最后选中了美国的飞机：“当比尔·克林顿在拍板前访问这个酋长国时，联邦经济部长君特·雷克斯侯特的信却晚到了一步。”不论是企业家、中间商、康采恩董事还是工业、商业界的代表，没有人一个否认施罗德在经济和他的工作方面的积极进取，也没有人看到这位从前的法学家关于政治风格的最初的担心得到了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