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哈德·施罗德是20世纪末媒体民主时代的一个奇迹，是平淡无奇的政治世界里的一朵奇葩，他的青云直上之路简直令人神往，谁要是想对这位就要入主内阁的新总理品头论足，谁就应该搞清楚攀登路途中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路标。
第二章童年和青年时代
社会民主党拿出来的只是这样一些粗线条勾勒而成的简历：出身农家，在工人环境中成长；父亲，市集里的帮工，在战争中阵亡，母亲，独自把他拉扯大，靠做清洁工艰难度日，最终却再婚了，并且又生了几个孩子；他曾“长年累月对塞玻璃窗缝的油泥恶心不已”，他在后来半开玩笑半夸张地回顾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国民中学，学徒见习期，然后再培训；最后是成效卓著的大学学习。同时，这位下萨克森人在大学里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从青年社会党主席直至……
隐藏在传说背后的是真相。简要地说：这位“下萨克森的施罗德”是从1946年以后就归属联邦新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的一个小城镇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格哈德·弗里斯·库尔特生于1944年4月7日，这一天正好是耶稣受难节，处在二战时期，位于德特莫尔德县和威斯特法伦州的边界地带的莫森贝格。他母亲爱丽卡·施罗德在租住的这个家族农庄的一间小房间里于星期五分娩。他父亲应该从没有见过这个婴孩；3天或者4天后弗里斯·施罗德，工兵二等兵，“为了元首、人民和祖国”，阵亡于罗马尼亚，与此同时他的寡妇一定收到了联邦国防军的格式统一的通知，“他待我很好”——除此之外，他儿子无法从自己母亲对父亲的叙述中获悉更多的信息。
在那个战争结束后接踵而来的饥荒岁月里，这个寡妇和“格尔德”（当时30出头的人公开地这么称呼他，他最亲近的朋友和熟人直到今天还这么叫他）以及比他大5岁的姐姐古恩希尔德一起住在伯克斯顿一间带有那个时代特色的简陋棚屋里，棚屋正对着当地足球场的角旗处。现在汉诺威96的监事，中学时作为强力中锋在TuS球队见习（那时就被取了个叫“农夫”绰号），并在年轻时随那只球队征战地区联赛，回忆起那时的情景：“当球撞击木板墙时，煤油灯便从墙上跌落下来。但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我很早就在足球场上学习更快更好地踢球。”这对他而言非常重要，他曾经“像你们的黑人从事跑步一样踢过足球——从个人需求到得到社会承认”，很多年以后他对一位美国参议员这样讲。因此，面对人无法自由选择的情形他总是很愤怒。“那时从我们村子里出来的其他人中，无论如何从技术上讲，总有一个比我强的。”作为一个活跃的政治家他还总是很乐意参加那些知名的聚会。直到几年前他才因为怕有受伤的危险才停止了这些活动。
母亲爱丽卡·施罗德早晨大约5点左右起床，照料古恩希尔德和格尔德，然后徒步三四公里，到工厂工作到深夜或在附近清理房屋和商店。用餐时间非常局促，债务非常重，收入极少，就这么日复一日。法警常为送传票敲响各个房门，里面都住着像施罗德一家那样的人。有时祖母过来“组织烤肉”：她沿着这些房屋的墙根推着婴儿车。当哪个打开的窗户里晾着一块肉，马上就被她拿下来藏到手推车里。战后德国残酷的现实，在施罗德的记忆中作为社会的病态表现出来。
战争结束两年后，1947年，爱丽卡·施罗德嫁给了帮工保尔·法色勒并改姓了福色勒；古恩希尔德和格尔德仍然姓施罗德。爱丽卡和保尔·法色勒生了三个孩子：洛塔（生于1947年4月5日），海德罗斯（1950年3月21日）和伊尔斯（1954年12月22日）。“格哈德·施罗德和他的新妹妹们的关系很好，但同他的继父关系很坏”，贝拉·安塔和罗尔夫·克莱纳在施罗德传记中这么写道，并引用这位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的话说：“我的继父是一个极端敏感的人，他常常做梦，我能感觉得到，他对什么都感兴趣，对政治也很敏感。每天晚上他常通过收音机收听沃尔法冈·格龙纳的柏林卡巴莱（一种小型讽刺性时事歌舞表演）“海岛居民”（笔者按：此处施罗德搞错了，格龙纳出演的是“豪猪”），然而他却没有任何机会去把他的兴趣变为现实——因为他有病。我那时对他很不理解。”
保尔·法色勒有肺病，大概从1954年起——那时格尔德10岁，正好是小孩子寻求在父亲面前尝试自己的能力的年纪——在莱姆戈的疗养院中度过他的大部分时间，他一直不停地咳嗽、发烧，而且极易从梦中惊醒。他于10年后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