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罗德在1990年8月爆发的海湾战争的幕后舞台上引发了不少困惑。在1991年1月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实行大规模空中打击，以之作为对其入侵科威特的反击，而伊拉克总理萨达姆·侯赛因也以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作为报复之后，州犹太人联合会邀请下萨克森州各地的犹太人组织于1991年2月赴汉诺威参加支持以色列的团结大会。担任州总理至1965年的白发苍苍的社会民主党元老阿尔弗雷德·库柏尔因健康原因未能出席而发贺电表示祝贺。但是现任政府首脑却对邀请明言拒绝。施罗德的解释是：他不会出席任何不是呼吁实现立即停火的群众集会，这样他就与社会民主党主席汉斯约亨·格尔唱起了对台戏，格尔要求伊拉克立即退出科威特，并以之作为实现停火的先决条件。而社会民主党下萨克森州主席约翰·布鲁斯以及其他党内同志则近乎示威性地参加了此次大会。在致贺词时，布鲁斯捍卫了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政策，他说：“以色列有权得到我们的支持，我们对此有任何怀疑都是羞辱。”
在向海外派驻联邦德国军队问题上（施罗德不想在蓝盔行动之外再有什么举措），尤其是在关于政治避难的基本法条款修改问题上，1991和1992年之交，施罗德和他的政党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在80年代这个下萨克森人还拒绝任何对政治避难权的限制，这使他那时与他的政党保持了一致。在第三帝国时期，很多受迫害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国外寻求政治避难并得到接受，这段历史使社民党对这一问题尤为敏感。但是，寻求政治避难人数成倍递增，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涌入富有的德国，这使实用主义者施罗德的立场发生了变化。他是社会民主党内首先提出对政治避难法进行修改“并非天方夜谭”的那批人之一，而且不久以后，他干脆以修改宪法第16条的必然性为自己的出发点，德国再富有，“也不足以把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都安顿在自己的领土之上”。另一方面，他在《明镜》杂志上写道：“有关内政的考虑不应影响政治避难法的制定，——唯一的准则应是，保证受政治迫害者的人身安全。”
可是，当他的同志们1991年12月在新任社会民主党联邦主席布约恩·恩荷尔姆领导下（福格尔因为联邦议院大选失败引退后，拉封丹再次拒绝执掌总舵，在波恩附近的彼得斯山上，就对政治避难政策进行实质性修改达成一致时，他们把施罗德撇在了这个光辉耀眼的小圈子之外。受伤的施罗德故意唱起了反调。当恩荷尔姆，波恩的社民党领袖汉斯—乌里希·克洛热和奥斯卡·拉封丹一起提交新的、主要由杜塞尔多夫市内务部长赫尔伯特·施诺尔总结的路线时，施罗德又一次充当了党内左派的代言人的角色，对具体计划斩钉截铁地说“不”。此外，对所谓“国家名录”他也表示坚决反对。拉封丹认为，即使对那些来自非官方确定的“迫害者国家”的政治避难申请者，也应从法律途径保证对其起诉的权利。对此施罗德大为恼火，他说：“应该让联合国高层难民问题特派员告诉奥斯卡·拉封丹，‘国家名录’的方法根本行不通。”施罗德批评社会民主党在走独木桥，也没有与他这位社民党州总理好好商量。“这些人在政治避难申请者背后，违背人民利益地胡来，却不以为耻。”他恼怒地说道。联邦议会党团社会民主党的内政发言人格尔德·瓦腾堡表示对此很不满。与之相反，施罗德倒赢得了联盟伙伴的喝彩。联邦参议院部长约尔根·特里亭称这一修改方案为“违背宪法，敌视难民和不人道的”。修改它们的唯一办法是送它们进“碎纸机”。
社会民主党高层终于放弃了对施罗德的孤立，而施罗德也再次从他阻碍党的路线的立场转回头来。1992年4月巴登符腾堡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议会选举上，社会民主党形势大为不妙（在基尔减少了近9%)，右派的共和党和德国民众联盟分别成为两州的第三大党。这一结果对施罗德与社会民主党上层的和解也起了促进作用。作为社会民主党的谈判领导，1992年施罗德就政治避难问题达成妥协——其中包括“国家名录”。11月份的党的特别会议通过了这条新路线，1993年政府将之付诸实施，到1993年夏联邦议院也对之表决通过。对于希尔特鲁得·施罗德来说，她丈夫观点变化之快令她“大失所望”，像她在一本书中所写的：“他舞弊时的拙劣手法尤其令我愤怒。他打网球时遇到两位女士，她们向他抱怨，健身房里满是政治避难者以致她们无法淋浴。格哈德说：‘那时我意识到，我们面临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