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施罗德对外国人问题的态度十分“政治性地实际”：这位社会民主党政治家以准许外国人迁入德国的必要性为出发点，因为否则的话，“一些公司、医院以及一些短途运输企业”就会破产，大体来说，去年涌入德国的那几百万人，他们“创造的工作机会比自身占据的多”，而德国的住房危机也应更多地归咎于“德国居民人均对住房面积的要求比20年前增加了5%”的状况，而非这些难民。同样，如果没有移民潮，“社会保险金将会更高而社会福利费用将减少”。施罗德对其他一些对移民潮以及政治避难者可能带来的财政压力提出警示的观点一概忽略不理，尽管这些观点以同样的数据为基础，并且也来自社会民主党内。1997年柏林的总体失业率达到18.9，而在柏林生活的外国人，尤其是土耳其人之中，因为日益严重的语言障碍以及不愿同化的心理，失业率竟高达34.5（在整个联邦也有近似的数据结果），这些在放眼未来的对现实的观察中都被抹去了。1997年施罗德关于外国人犯罪问题归纳了他的观点，这一观点在处于有理由的敏感和无可名状的恐惧之间摇摆不定的联邦共和国的讨论中被广泛评为“大众化的”观点，它就是：应将成为罪犯的外国人立即驱逐出境，否则他们会造成更多犯罪。
1994年5月，施罗德因为对土耳其总理坦苏·西勒的库尔德政策的批评，这位州总理的肖像曾被刊登在土耳其日报《胡里耶特》上，并被冠以“这个德国人是我们的敌人”这一颇具威胁性的标题。但现在他却称德国是个移民国家。他的理由听起来很是形式主义：只要把去年进入德国的移民人数与真正的移民国家比如美国略做比较，我们就不可能会得出什么别的结论了。但施罗德在论述时忽略了一点：“移民国家”这一概念必然还包括一定的比例和特殊的准则，而这些反过来又会导致经济原因的移民重负。1993年4月，在明镜论坛与巴伐利亚州的同事埃德蒙特·施托伊伯争论时，他话中带有的漠然态度令新闻记者们大吃一惊，施罗德说：“这只是一场关于概念的争论。不管怎么样，人们已经来了，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该如何人道而又理性地面对这一事实。”他在他的《毕业考试》一书中大肆鼓吹订立移民法，每年允许30万至40万人移民德国，书中写道：“应该强调：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数字，而不是多元文化的奇思异想。不论我们怎么想，我们将来的社会必定是多元文化的。当然那个社会也不会是跳着肚皮舞的平和的民间节日，它会面临新的问题和分配上的争斗。问题在于，我们是积极地处理这些问题，还是像福格尔·施特劳斯那样对它们置之不理。”那么，当因内战及其他原因被迫流亡者、政治避难者、工作移民以及合法迁入的家庭成员的总数超过预定的数目时，怎么办？在上边已经提及的与施托伊伯的《明镜》之争中，施罗德说，“我不否认，这对我们将是一个大问题。这样看来，移民法案应该从零比例开始实施，直至人数超过政治避难的规定，也就是超过对外国移民人数限制的规定，到那时这一数字已相当大了。”对此施托伊伯的反应是：“对您这种现实的想法我很高兴。但如果真是这样，您的移民法案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为了消除本国与外国人之间的对立情绪，施罗德极力主张制订一个新的国籍法。这一法令“将不再固守于‘德意志血统’的神话，而要贯彻在我们的民主邻邦早已成为现实的原则：如果德国实行法国或瑞典式的国籍法，那么，将有将近2/3在这儿生活的外国人可以立即获得德国护照。当然与之相应，我们还应允许双重国籍，因为我们无权要求任何人，为了融入德国而自动放弃在原属国的继承权。”显然，施罗德没有看到，双重国籍已被很多批评者归咎为阻碍融合的双重身份和割裂忠诚的根源。毕竟施罗德一方面要求德国人“最大限度的宽容”，另一方面也要求外国人“最大限度的主动适应”。
与社会民主党中央理事会的其他争论，主要因提高增值税的讨论而起。布拉登堡州总理曼弗雷德·施托尔普（社会民主党）对这一问题尤为热衷，因为鉴于波茨坦糟糕的收支状况，他只能企盼从波恩得到更多的财政补贴，而这些都要由增值税来负担。施罗德对这一愿望表示支持，这使社会民主党中央理事会非常生气。而约翰·布鲁斯此次也与这两人团结在了一起。但一切都是白费心机，社会民主党拒绝接受这一方案。在社会民主党内，施罗德的形象越来越像一个“捣蛋者”。他与拉封丹的关系也已大不如前，拉封丹在这一时期对施罗德的评价是：施罗德“并不强大，小流氓一般的争强好胜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