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货币联盟反对者施罗德在联邦参议院对统一条约投了赞成票，越过了他的绿色盟友造成的障碍。但此外他们在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他关于“统一的代价”的警告：统一只有很少人得益，却必须由成千上万普通人支付费用。“东德将很快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统一将从邮政钱箱中获得经济资助”，这些由科尔唤起的美好图景遭到了施罗德的大力反击。在当时以及几年以后，施罗德一直都极力在选民心中制造一种“下萨克森情结”。无论如何，下萨克森作为长期以来从联邦财政平衡及边境地区补助中获补贴最多的联邦州，它受到的统一冲击波自然比西德其他各州强得多。施罗德却只字不提。在柏林墙倒塌后，下萨克森因为与前民主德国有最长的边境线，它的汽车贸易，建筑以及超级市场被购买热潮席卷而大大盈利，当1990年12月，下萨克森财政部长格奥尔格·米尔布哈特又从老联邦州索得200多亿马克时，施罗德冷淡地说道：“对此我们没什么可谈的。”
此前不久，波恩权力交替的尝试再度失败。施罗德不得不认识到：基民盟以其坚定不移的统一路线做出了正确的决断。在1990年12月2日的联邦议院选举中，基民盟只丢失极少量选票而以43.8％再度成为最强党团，这样它与自由民主党（11％）的执政联盟也得以继续。以拉封丹为第一候选人的社会民主党较之1987年少得了将近6％的选票而仅获33.5，特别在新联邦州，它甚至还没有能获1/4的选票。尽管如此，施罗德在联邦议院选举后马上宣称：他认为现在考虑新的总理候选人是大错特错的。其实当时距下届选举还有4年之久，谁也不真的要求替换总理候选人。当然对失败的萨尔州人的友好表示对这个下萨克森人来说倒是有百益而无一害。
很快汉诺威开始了与绿党的幕后扭打。《法兰克福汇报》是如此评价这一生态政党各部为自己全体当事人谋取政府中位置及委托权的努力的：“绿党在政权中所占比重渐渐高于它在选票中所占的百分比。”它在许多领域的“障碍性政策”使施罗德往往成为“绿色绳索下听天由命的丹东”。记者弗兰克·豪科在他的《权力滥用》一书中称下萨克森州为“红绿联盟自我服务”以及集团政治的“范例”。这样汉诺威“行政管理区”内的主体协会每年可从红绿联盟政府得到12万至15万马克的援助，而主要由朋克和极“左”分子组成的这个协会所做的无非是制造一些嘈杂喧闹的“混乱日”。这个有一万多人口的地区不得不承诺委派专职妇女代表。仅这一措施每年要花费近3000万马克。然而下萨克森州社会民主党基层的气氛与之相应也不过如此。那儿的主流印象是：“绿”尾巴和“红”狗共同摇摆。
施罗德坚决反对关于绿党在重要领域以多数票在联盟内起主导作用的指责。但是后来事实却表明，施罗德的这一法定任期对纳税人来说是相当昂贵的：州服务机构新增了将近9000个新职位。到1994年人事支出从128亿增加到157亿马克，增加了近1/4。州政府总支出则以接近9％的速度急剧增加。这位州总理却将这些一方面归结于“波恩的灾难性的财政政策”，而另一方面归咎到对新联邦州的转移支付上。他在1993年说道：“尽管下萨克森为伙伴州萨克森—安哈尔特提供了管理和建设援助，但当州总会计署报告说没有其他什么地方像我们的伙伴州的行政部门一样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时，我们就有必要向民众做出解释，因为在融合的名义下，我们要求他们做牺牲
品。”
尽管支出迅猛增长，施罗德却表示对他的州政府的工作成果非常满意。尤其是1991年1月20日黑森州选举之后，社会民主党和基民盟打成平局的结果造就了由汉斯·艾歇尔（社会民主党）任总理的又一个红绿联盟，此时施罗德作为他的政党的第一个权威性的代表大力呼吁在联邦一层也建立一个偏左联盟。1991年5月接受《世界》杂志采访时，他说道：“如果联邦的绿党也像在下萨克森这儿以及黑森州的绿党那样发展，那么在选民心中，红绿联盟将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如果不有意识而且诚实地在联邦一层对红绿联盟这一选择打开大门，那么1994年社会民主党将还是无法执政。那样的话，社会民主党就将自己交到自由民主党手中，而不得不任由其摆布。在那个时候情况将会糟糕。”施罗德还说：“红绿联盟是实现联邦权力替换的不受约束的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