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人物施罗德遭到了沉重打击。要掌握权力，他究竟还需要多少机会？在受到第一记严重打击后，施罗德很快镇静下来。他反驳了对他的毅力的怀疑：“退位？稍稍想到这两个字都太夸张。”他还坚持从根本上说不信任案是正确的，“人们不该忘记，政府已濒临破产。如果我们不尝试去接替政府，人们会责难我们：反对党软弱无力。施罗德噤若寒蝉，我必须承担这一切风险，我们已经做了该做的一切。其他的一切我们现在也必须都能应付。这个时候我们肯定会有几天得低头做人，但随即应马上投入竞选的战斗中。我们也不会停止对投敌者的调查。”
1989年5月22日，作为埃哈德·埃普勒的后继者，施罗德被理事会选入社民党联邦主席团。他以20票对16票战胜了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建设部长克里斯托夫·措伯尔。现在施罗德作为本亚明主席团成员，与萨尔州州总理拉封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州总理布约恩·恩荷尔姆，柏林行政市长瓦尔特·莫派尔以及莱茵兰—法尔茨州反对党领袖鲁道夫·沙平一起代表了社民党领导层中的孙子辈。人们相信他们能够成为90年代社民党的领导力量。
勃兰特本人尤为支持拉封丹；在1987年2月13日的一次秘密会谈中勃兰特与拉封丹、汉斯约亨·福格尔以及约翰内斯·劳达成一致意见：1988年勃兰特退位后由这个萨尔州人来做新的党主席。1987年3月23日，勃兰特受伤的自尊心使他抛弃了党首位置。原因是当他任命希腊人玛格丽塔·玛蒂欧玻罗丝为即将卸任的党的发言人沃夫冈·克莱门特的接班人时，党内同志没有遵从他的意见。埃贡·巴尔不客气地评论道：“不合时宜！”施罗德对他的偶像的这次决定也坚决反对：“片面强调理性不无吸引力，但在党的中央这样不行。”
勃兰特自动下台后，将恩荷尔姆、拉封丹、施罗德以及赫尔塔·道布勒格梅林、沙平、海德马利·维克佐莱克，他的这些“孙儿们”邀请到诺得施戴特的一家宾馆，他现在要把事情安排停当。他要把主席地位交给宠孙拉封丹，但出乎勃兰特所料，这个萨尔州人拒绝承担此重任。拉封丹感觉自己羽翼还不够丰满；此外，他还担心福格尔以及勃兰特本人，这些党内实权前辈投下的短期内无法消除的阴影，显然这些前辈是不会轻易放弃对党务领导的参与权的。至于施罗德，尽管勃兰特曾称他为“有学识的工人之子”，作为模范的社民党人大加褒扬，但此次却未被问及。他还没有赢得选举的胜利，而这是他要登上社民党顶尖位置必不可少的资格证。于是1987年6月14日—勃兰特1992年10月逝世的前5年，在波恩贝多芬大厅的特别社民党大会上汉斯约亨·福格尔当选为新主席，而勃兰特私下里曾轻蔑地称之为“官僚”。
1989年夏，下萨克森州竞选正式开始前不久，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反对党领袖获胜的可能性比较大。至少要有一个竞选伙伴，究竟是谁，现在和以前施罗德都没能确定下来（“我们希望只靠自己的力量就能成功。但我们也希望保留两个选择——与自民党和绿党”）。尽管阿尔布莱希特从波恩为下萨克森州获取不少补贴，尽管不断增加的税收收入使下萨克森州负债状况得以改善，但形势就是如此。“希望很大”，1989年6月施罗德接受《图片报》采访时回答道，听起来似乎他第二年就将击败阿尔布莱希特，“但只有在熊死后，人们才能去分皮毛。”施罗德表示，如果再次失败，他将不再参加竞选：“一个人在政治中所应做的是给他的党派以广阔的前景、强有力的组织和美好的希望，如果他不再能做到这些，那就该另找一个工作。在我的律师楼中还有一张桌子，我随时可以回到那张桌前。”
但他马上又感到了来自党内的沉重压力。1989年10月，恰恰是他的驻地汉诺威首先对他倒戈。显然踌躇满志的施罗德在竞选准备阶段与党的分部和基层组织联系太少而没能为自己的竞选做好广告。他现在自食其果：与曾经一度是施罗德支持者并是他做党地区主席的前任的彼得·冯·欧埃尔曾的表演相一致，代表们通过了新的社民党基本纲领的修正提案。而施罗德的警告——这一提案会使导致万众瞩目的经济自由化重要步骤蜕变为压制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政府干预措施——被置若罔闻。欧埃尔曾和他的观点得到了接受。他认为是：“必须有更加严密的分析。资本主义竞争经济有着规律性的自身发展趋势，这一趋势最终导致生活基础的破灭。因此，工业必须由人们强行引入另一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