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特鲁得·施罗德以自己的视角在她的书中描述了关键的一幕：“7月底两个人来到门前按响了门铃……两人在言归正传之前检查了房子和花园，喝了一小杯咖啡，总而言之就像是来这儿避暑一样。他们的出场使我想起在马菲奥斯的电影中那毛骨悚然、让人起鸡皮疙瘩出一身冷汗的情景，人们完全知道紧接着要发生什么，因为那些无赖们说着花言巧语，是那样甜甜地冷笑着，虽然在他们眼中闪着嗜血的光。霍姆巴赫，克莱门特，格哈德拿了3把躺椅回到阳台。我呆在会客厅里，只看见克莱门特和霍姆巴赫，轮番劝说格哈德。格哈德说得不多。这一般都是坏兆头。我从窗户望出去，意识到现在你可以忘掉红绿联盟了。事实正是如此。当两人走了以后格哈德后悔地说：‘在这里我无法同劳竞选。’”
在以后的采访中，施罗德对他的动摇作出了另外一些的解释。他对哈默尔恩《戴斯特—威泽报》的记者说，他把绿党估计错了。与他过去的观点相反，这些人没有政治能力，因为他们大多代表“激进的立场”。“脱离工业化社会”的确“与德国社民党无关”。“施罗德为把话说得清楚易懂操了心。”州主席布龙斯松了口气说。但是青年社会党，党的左派人士和许多知识分子与施罗德保持距离。他对绿党实行“划清界限政策”。《塔茨报》对“鲁莽地拒绝与绿党合作”的原因进行揣测并嘲讽道“：连那些无家可归的准备选施罗德的左翼人士也开始要感到失望了，尤其是在人们已经期望施罗德改变的时候：他的竞选计划里包括和解而不是向前指引。他支持劳而不是拉封丹。在最后的12个月中施罗德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从左翼转而投靠国父的改变。来自大工业领导层的赞扬以前也许会让他十分厌恶，如今却被他骄傲地写入宣传小册子加以传播。施罗德被封为狂欢节荣誉小丑。施罗德没问一声就为英国皇家空军的政治性谋杀向美国军队道歉，施罗德在北海浅滩接受‘潮流的洗礼’，施罗德在那里代表每一个人。只有他的左翼朋友们不抱希望。”
尽管如此，10月20日在区党议会上施罗德仍以绝对多数被确认为主席。大约就在同一时间黑森州出现了第一个红绿联盟，约施卡·菲舍尔被德国社民党部长会议主席霍尔格·博尔纳任命为环保部长，博尔纳在几年前还曾威胁要揍绿党（“在我们这儿的工地上人们也许会用房顶上的木条来解决这样的事。”）。第一位在政府任职的体操鞋政治家！维利·勃兰特以悦耳的声音提及波恩联盟的“新多数派”。如果它在黑森可行，那么它在下萨克森难道就不可行了吗？
不过施罗德现在已被确定。他决定在德国社民党内约翰内斯·劳的中间路线与奥斯卡·拉封丹的左倾路线之间发生的大的路线争吵中支持前者。借助外交方向转移手段他努力地去限制损失。1985年12月他和希尔特鲁得访问了古巴。德国社民党的资源部长汉斯·马特赫夫安排了晋谒国家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他们夫妇必须耐心等待同“最高领导人”会面。在哈瓦那总统府的大厅中已有2000名拉丁美洲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在那里等候，她们排着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长队从卡斯特罗身边经过，接受这位改革英雄的握手问候。接着终于排到施罗德了。潘萨·拉蒂那通讯社紧接着的报道让人听起来觉得无聊：会谈的重点是国际环境的现实问题，其中包括对和平与缓和以及拉丁美洲国家所负外债的影响。格哈德·施罗德的回忆更精彩一些。之后卡斯特罗给了他一些竞选的忠告：“常到工厂中去对工人进行宣传。”“您必须把所有弊端都归罪于德国基督教民主同盟。”“您尽管以反共产主义者的身份出现。狠狠地攻击古巴。但是如果您输了，您来我们这儿度上14天假。”希尔特鲁得·施罗德在她的书中回忆——当施罗德在最后表示希望有一天能再次访问古巴时，卡斯特罗从上到下地打量了他一遍，嘲讽道：“那些政治家们只要还是反对派，就经常到我这儿来；一旦他们执政，就见不着踪影了。”
1985年11月底通过了纲要和州内名单。卡尔·拉文森甚至赞扬施罗德的讲话诚实可靠，“伟大而具有决定性”。在所有重要问题上代表们都遵循他们第一候选人的预先规定。绿党根本就没有被提到。名单前30名中妇女占8位，占候选人名单总数的15%。党的战略家们知道：这位引人注目、多少带点儿沙文主义的第一候选人非常受欢迎；恰恰还受那些在300万有选举权的人中占少数的妇女们的欢迎，她们对通过努力所获得的权力转换尤为重要。如此施罗德也于1986年1月提供了6人组成的影子内阁，其中妇女占3位（英格·韦替希·丹尼尔迈埃尔负责妇女问题和联邦事务；已经提过的化学产业工会的埃娃·凯泽；海德·普法尔，知识界）。施罗德的名言是：“6个占用编外名额的正式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