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罗德曾经与民主德国的干部一起，很可能一边开着玩笑一边喝着小红帽香槟为世界革命而干杯。他在同一次来访中还表示“民族不会永远不统一，通向统一的路不会永远被阻隔”，“我们不应放弃两个德国统一”的前景。对于统一这个概念他在“文化统一方面自然设想的会比领土和国家统一多得多”。也只有在那样的设想中才能实际地谈一些德国问题。施罗德认为“通路也许就是：重新统一可以意味着民主德国在联邦德国内以任意的形式存在。”
这是一个错误，按几年后所表现的看。正如整个社会民主党一样，施罗德无法要求在推倒柏林墙之前的准备阶段中就推动或宣传这项本来早该成功的重新统一德国政策。但当时追求这个目标的人在波恩多种多样的政治领域中是偏左还是偏右呢？几年以后当他任红绿联盟的部长时应该暂时不接受德国统一的国家条约，继续保证赞成国家统一。接下来的几年，每当涉及到“东部上层建筑”时施罗德考虑到其选民的看法经常明显地踩刹车。正如1992年9月汉堡杂志的记者们批评他的，他对于《明镜》周刊的采访甚至冒着“被怀疑想重建柏林墙”的危险来发表言论。
无论怎么说，在1989年以前施罗德曾放弃过当时在他的党内传播的流行观点，即草率地将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专政视作德国问题悬而未决的原因，并且形式上放弃重新统一的选择权。例如在于尔根·施穆德1989年9月还把柏林墙作为“文物保护对象”，总理候选人拉封丹面对从民主德国如潮水般涌入的难民潮想让整个德国的国籍暂时待命时，施罗德发展的那种意见并没有被引用。在一篇给《明镜》文集的文章《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绿党——新的联盟？》中施罗德写道：“把基本法中可以表示重新统一政策的前言删去，肯定与社民党无关。”那时是1985年。
德国社会民主党与绿党作为新的联盟？在翼社会民主党渐渐作为“保持室内清洁”接受了这个深受毛泽东思想影响、刚刚从人民党分离出来的环保党派。这个党1982年在黑森州议会重新选举（议会缺少能执政多数而被解散）中被拉进议会，它在黑森州议会中自1983年起就容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少数派政府。当1984年10月绿党威胁要取消这种支持时，施罗德以政治家的身份提醒“双方”——双方必须相互考虑到对方的处境。这位老练的政治家避免使用“同盟”一词而用“合作”取而代之。自然左翼的自民党必须先拒绝某些借口。“只有绿党发展它自己现实政策的方向，合作才可行。”1984年12月他对《汉堡晚报》记者说了这番话。属于绿党当时现实派的人有如今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奥托·席利，彼得拉·凯利和前任将军巴斯蒂安，他们俩1995年在和平运动行动中一起丧生，还有约施卡·菲舍尔，他在任何方面都不会死守教条。施罗德认为不管怎样，重要的是“在两个党派之间存在这明显的分歧。这是不可被反动派抹杀的，因为社会民主党的身份会被这种分歧加强”。他个人与绿党的交往“很冷淡”，因为社会民主党必须“根据双方来保持一体化能力：在失去的摇摆不定的选民方面以及选了绿党的青年方面。否则社会民主党不可能再形成多数”。1985年5月他在汉诺威准备红绿联盟一事时为奥托·席利提供了一个顾问职位，包括现实派。但席利表示：不可能有社民党与席利的联盟。这个年轻的具有竞争力的党派的自转原则对施罗德来说像是真正的没有效率的混乱。他一再强调，他不准备“用人来送走一项两年后就会改变的计划”。这位从前的“反修正主义者”要求绿党是“可靠的”，他在上文提到过的《明镜》文集的文章中写道：“绿党仍然没有放弃他们根据六七十年代消极经验所制订的改革性修改草案，它现在完全不适合帮助在事情进行中采取措施。”施罗德1980年将青年社会党——联邦董事会的一个会议本能地由于传奇式的“钻眼1.004”而迁到格雷本，理由是部长会议主席阿尔布莱希特向原子能反对者宣布清理这一地区，施罗德举这个“国家权威的问题”为例。对德国社民党来说，国家的权力垄断没有何时停止。即使他能够拿出值得重视的主题，公开损害已经得到实现的规范，就要承担遭受惩罚的风险。国家是“唯一合法的权力执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