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客们退出了谈判。施罗德后来表态说：“那不是一场真正的谈话，而是宣读公告。”尽管如此他在受到接见之后还是彬彬有礼地称赞了那位独裁者，说他“带着和平的愿望严肃而真诚地对待这件事”并且“当埃里希·昂纳克称SDI（主动军事防御；美国的世界范围内导弹防御计划；笔者按）是对和平的威胁时，他是严肃的，那不是宣传”。因为昂纳克毕竟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当一个月后北德广播电台（NDR）主持人沃莱夫·施奈德在一个谈话节目中对这位第一候选人的那种难以理解的赞扬寻根究底时，施罗德答道：“但我对他也有所图。我怎么能在那时辱骂他呢？”
他希望能加强两德文化交流，扩大边界交往以及共同努力治理易北河污染。除了友善的话语，施罗德还给了昂纳克一些别的东西，那就是部分接受所谓的“格腊要求”——1980年10月由昂纳克在格腊提出的目录有：确定德国国境内易北河中游的边界在劳恩堡—施拿肯堡地段；解散在萨尔茨棚栏对民主德国暴行的中心收容站；将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常设代办处”改为正式的大使馆；最后是“承认”民主德国。施罗德表示，波恩这方面“不会教条地”对待边界问题。他将解散萨尔茨棚栏称作“可行的措施”。对于大使馆问题他没有涉及。在最后一个重要问题上他拒绝接近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政策：在奥斯卡·拉封丹当时已经支持承认民主德国的要求时，施罗德却遵照维利·勃兰特的路线支持只“尊重民主德国”。引用跟随施罗德的记者的评价：“对于奥斯卡政治上所希望的东西，这是符合法律的恰当措辞。”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许多政客也早就讨论好了这种措辞，因为它既描述了现实情况又不会使国际法中产生新的概念。
奥尔登堡的《西北报》是这样评价这次赴民主德国的访问的：“这次访问只是对民主德国的成功，他们把施罗德当作受欢迎的话筒，好把他们众所周知的要求……到处宣扬……但是，施罗德周四曾访问了迈森的瓷器制造厂，他没有像一头瓷器店中的大象一样脚步沉重地走过两德关系这片复杂的政治地区，因为他在国民问题上至少用的是“尊重”而不是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奥斯卡·拉封丹那样用“承认”。人们可以感到高兴。
两德统一以后，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档案中应该有另外一封信公开发表，那是施罗德结束对东德的访问以后于1986年1月31日寄往东柏林的，信上的称呼是“亲爱的埃贡·克恩斯”。全文如下：“我衷心感谢您友好的问候。很遗憾我们未能单独碰面。不过以后肯定会有其他机会让我们见面。在民主德国的谈话既坦诚又有启发性。特别是埃里希·昂纳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您要求我具有的忍耐力，对我来说在这大选之年肯定是必需的。而您在你们的党代会和人民议院选举中也一定要有充沛的精力，尤其是健康的身体。我全心全意地祝愿您拥有这两者。”
多么难堪的一封信！尤其是最后一段清楚地表明施罗德对体制差异的敏感度是多么小。但是，信的内容没有揭露出不可救药的“左”倾，而是符合波恩对德国统一社会党时常低三下四的作风。大家可以查对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民主德国那位一手遮天的人以及他1987年为其所制礼物的描写：“昂纳克是一位活跃的讲述者，当涉及例如打猎的经验或他生活中的大事时，他喜欢上好的酸葡萄酒。在他75岁生日时我送了他一大箱共50瓶最好的巴伐利亚的法兰克葡萄酒。他认为我这是对他表示了很大的好感。”这样，施特劳斯又一次说明那也正是他的目的。
毕竟要记下来：当80年代许多德国社民党的政客早已与民族告别之时，德意志问题对施罗德而言却还没有结束。1986年彼得·加特尔曾问他：“您难道没有不切实际的愿望吗？比如德国统一之类的？”施罗德回答，他在家里非常喜欢唱民歌，“就算当时我没有想到统一的问题，它也是个美好的愿望。但这个愿望的实现又需要许多前提条件，这我还几乎没有考虑……不，如果您真的想听不切实际的愿望，那就是这些：森林消失的危险必须马上被大家了解，另外我能够想开多快的车就开多快。”他在其他场合也曾说过这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