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格哈德·施罗德绝不让自己在党左派的手推车前一步不离。他采取别人根本没有料想到的立场时，他为幻想而担心。当他要求释放斯班达沃联盟监狱里关押的前希特勒代表鲁道夫·里斯时说：“事实对我来说比意见重要”。虽然联邦总统理查德·封·魏兹泽克要求这个白发老人也像施罗德一样进行“人文主义原因”的辩解，但对于大多数人，像赫伯特·维勒，这一要求太过分了，它只会唤起对里斯同情和对帝国腐朽的怀疑。另一次施罗德和施密特的意见一样，赞成向沙特阿拉伯提供豹式坦克。“如果波恩对这样一笔交易犹豫不决，利雅得就会和美国达成交易，结果就会比联邦德国的武器更为危险。”这是他们的理由。
施罗德议会中的两大阵地，即建筑和教育政治学，随着时间的流逝施罗德与他们渐渐失去联系了。他原来的反对派候选人迪特玛·卡斯成功地实现了从基民盟的地方名册跃向波恩“开始他工作相当精心，渐渐热情减退了。每天主题枯燥的工作让他提不起兴趣。这也是施罗德在立法会议期间虽善于辞令和灵敏应答却没有变成一位大人物的原因。”《时代》杂志的编辑第特雷希·斯特曼却不这么看，他1982年回顾往事后说道：这个议员在波恩的3年里逐步向前进展。如果他在党团中举起指头，这话就会被传达出去，大家都会专心听他的，从右到左。“施罗德政治上太成熟了：他更多地参与政治现实烦琐的青年社会民主党的修辞被他慢慢地搁置一边了。赫伯特·维勒在这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他的传记作家冈特·施尔茨叙述了党团领袖的“车夫杰作”：期望要减弱，界限必须要设定。这对党也同样适用。青年社会民主党人呼唤有年轻的团队精神。青年社会民主党员受到一次教训。他们在党团内部没有人物，竞选进入他们迟早要进的董事会机构：前青年党员主席沃尔夫冈·罗特、卡斯特·沃格特、格哈德·施罗德。
1981～1982年要进行换届选举：社民党和自由民主党的联合越来越失败了。总理在自己党内失去了他国防和安全政策的支持。因此1981年5月他曾威胁为北约的双重决定不能两部分都实现而退位。经济和财政政策上基民盟的自民派分子逐渐接近。自由民主党左派分子在1981年投票给基民盟候选人理查德·封·魏兹泽克，他因此在经过几十年的社会民主统治之后当上了柏林市长。波恩的不祥之兆？赫尔穆特·施密特想知道：1982年2月5日他在联邦议院提出了信任问题。他的批评者指责他搞“压迫”。施罗德和社民党其他左派人物受到盖德·哈·彼特利的《每日新闻》的采访。议院克劳斯·格劳贝克解释说，第一步棋看来他受“欺骗”了。施罗德说：“联邦总理信任我，因为头脑愚笨的科尔是可选择的。没有人愿意要他。还因为如此，投信任票时我选‘信任’。但我承认，在那种状况下是个该死的欺骗人的情形。这也没有什么意思，人家要清楚地说出来的。”
总理的选票统计结果公布了。施密特获得了269名社民党和自由民主党的全部选票。这是施密特在波恩最后的胜利。社民党人下萨克森和汉堡选举的惨败在巴纳克选举中出现了。施罗德现在更加激烈地和总理斗争。他在4月份接受《法兰克福周报》的采访时批评道：“他的政党在实现工人利益和满足青年方面越来越不成功了。”事实上，波恩的政府政策不再符合工人方面的经济利益了。政府政治家们不可以抱怨党的形象。在导弹问题上就是这样，人们当然发现，首先是好批评好发问的年轻人。
他对联盟内部关心德国经济位置的自由民主党人代表的立场提出了国家干预的对策。“如果我们在选举中想再度获胜，我们必须消除失败的原因。我们要反对医疗保险公司的等待期或失业救济金的减少，否则我们就不会再达到以前的协调一致了。我赞成保持联合，因为整个基民盟国家，一旦威胁起来会很可怕的。但是我们必须告诉自由民主党人什么不行。国家经济政策不应该后退。”
施罗德极力反对可能需要在政府当权的社民党一段时期做反对党以达到平衡的想法“我在下萨克森时将这一反例放在眼前。自从社民党失势之后，它在我的印象中没有变得更先进。当联盟在波恩扎根时，这就在社民党引起讨论谁是罪魁祸首。然后就意味着，我们必须移向中间，我们必须适应占统治地位的思潮以赢得大多数。”然后，如施罗德所说，可能要得出社会调查结果，“我们可能在一个35岁的教育部职员那里找到中点，那人选择绿党：‘不，我坚决反对现在想裁减联盟的想法。’中立，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