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员施罗德在党团里并不十分显眼。他多年来被看作青年社会民主党的干部，左翼代表人物，批评激进的公平、原子能和军事方面的问题。但他很有事业心，想往上升，因此克制自己不去抨击总理和党团的一些权势人物。他一再严厉批评青年社会民主党人常用的“无虑的多边人”的敌人形象。例如1981年1月与北德之声广播电台的谈话中汽油价格让他觉得极为刺耳：“原油康采恩是价格猎人的组织，人们必须从他们手中夺走原油供给。他们为了牟取更多的盈利，利用在他们无所顾忌的利润动机驱使下形成的不可透视的供应形势。”“温和的阶级战士，应该拒绝5马克一升油。”
在反对原子能的抗议集会中施罗德常常出现，其政党早在1977年就明确对扩建原子能发表了意见。他也参加了布伦克多夫的反核游行示威，在游行过程中出现了骚乱。施罗德由于参加游行而被告发——没有罚款。
1981年2月，他和其他13名议员共同签署了一个呼吁书，要求削减10亿马克的国防预算以促进经济发展。这与施密特提倡的北约后备力量发生正面矛盾。安塔和克莱纳对这一结果作了如下的描述：“虽然号召的内容得到很多人赞同，他签名时犹豫了很长时间。‘这让我特别头痛’，他承认。他想了很长时间才表示赞同。呼吁是为了获得巨大的回旋余地。总理大发雷霆。”
内部反对派的代言人是两名左派议员卡尔·海因茨·汉森和曼弗雷德·顾贝克。有人用党委员会提出申请反对他们。施罗德在社民党区域下莱茵仲裁法庭和政党委员会前替他们辩护。不过他们只起了点推动作用。社民党的联邦仲裁委员会1981年12月11日最后一刻指定了汉森的党委员会。顾贝克后来自愿退出了。格哈德·施罗德的反应在希尔特鲁得的回忆录《自立》中有相当客观的描述：“一年内那个小伙子被忘记了。”
这个联邦议会议员屡屡以对美国政策的批评而形成自己的风格。他越来越不信任西方的那个领导力量。还在吉米·卡特任职期间当时的青年社会民主党主席就警告德国会扮演“华盛顿帮手”的角色。现在，在扩军辩论的背景下，他在1981年2月的为极“左”月刊《具体》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倡联邦政府必须对美国的霸权倾向进行抵制。华盛顿新办公室——保守的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于1月20日宣誓就任第40任总统后——他们至今可辨的实践证明，美国要使霸权统治得到平衡。一种这样的态度使紧张的过程失去了基础。这正如施罗德后来说到的那样。北约的双重决定，第一点要求莫斯科进行撤销苏联中程导弹的谈判，第二点为了应付谈判失败的情况——预先部署美国武器系统的计划被美国单方面利用了。像施罗德指责的那样华盛顿阻碍了谈判“通过对条约的不忠诚”并企图赢得时间。当里根根本不愿意认真谈判时，扩军协议事实上被取消了，结果联邦政府也无须控制自己。施罗德指出美国在不远的将来在欧洲的企图——将欧洲国家拉进其“面对政策”中去，这将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对付“扩军妄想”的可能，也在80年代白白浪费。
他也在前巴登符腾堡州州长汉斯·菲布林较保守的魏克海姆研究中心那儿寻求对自己观点的支持：“保守派的声音，能发现部署4分钟内就能到达潜在对手苏联的导弹系统对本国国家利益带来损害的声音在哪儿？”“国家利益”——就这个概念会让某些今天的青年社会民主党人不寒而栗。
那段时间里《柏林报》喜欢援引施罗德的话作为反对西方军备竞赛的主要证词。施罗德解释道：“对统一社会党忠诚的记者们写文章指出：‘美国新导弹系统计划中的部署与联邦德国的国家利益相背’，此外要求结束所谓来自东方的威胁的胡思乱想，‘苏联阐述了其延期偿还的建议，这建议大家必须接受’。”在德国自由青年联盟的邀请下这位议员和当时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任秘书，埃根·克里茨在1981年4月对民主德国三天的访问中相遇了，强调了德通社社论，“在平衡的基础上友好共存的政策下没有理智的选择了”。1981年8月除了施罗德，他的后继者在任的青年社会民主党主席威利·皮泽克和绿党的同发起人格特·巴斯蒂安将军都是《反北约装备决定》小册子的作者，他们明确反对联邦当局题为《关于和平方面》的小册子。在左派反对性的出版物中联邦政府的信息政策被描述成“人民的马贩子中信道狭窄的假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