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哈德·施罗德非常清楚这些挑战。因此他走得很从容，慢慢地“擦门把手”，敲开本地选民住房的门并奉上他的礼物，在面对面的交往中通过自主和可信来劝服他们。他寻找酒馆中和超市上选民的贴近点，散发红色“施罗德——80”勋章。社民党邀请人们“和候选人施罗德骑车旅行”。快有10个人来了，但没有人骑车来的。唯一例外的是：一位31岁有魅力的女人，在地方协会很积极。一位地方社民党党员想很快从家里把车取来，但施罗德斜眼看了一下这位31岁的女人，说：“不必了，我们马上出发。”
到此为止，两人只在党的代表大会碰过面。一年前他们通过一次电话：“他当时对工会提起诉讼。我觉得这不对，这和施罗德的形象不符。所以我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告诉他这件事情的详细情况。他劝说我他那里有位出色的辩护律师。”她的名字：赫德·马丽·汉贝·盖·汉森。她31岁，和一个警官结婚11年了，两个女孩的母亲。晚上自行车旅行到了布多格多夫终点，她全身冷得发抖，“但要保护好两只耳朵”（他自己的回忆），他大方地借给她暖烘烘的外衣，“然后甚至从脚上摘下蓝色的袜子。我把她抱起来，长时间拼命护着她，不让她被虫咬。”3年以后她成了施罗德太太。
反对派候选人迪特玛·卡斯回忆起竞选斗争时的情况说：“施罗德傲慢地出现在我面前；他，回答了关于安全和内政外交方面的问题，他也在全联邦范围内被报道了；而我，一个‘地方佬’，只是地方上一位政治积极分子，在他眼里也许只是愚蠢的地方议会代表。”
政治家遇见了地方的获胜者。在大学或文理中学讲台上的讲话雄辩的施罗德总是将谈话缩短得越少越好。他将他的反对派的候选人根据其在净化装置中的表现称为“卡克—卡斯”。基民盟成员和作者谈话时说：“选举中任何时候仅仅为我在胡贝山上的旁斯特市的女议员口中慢慢出现议论时，我是很高兴的。我想：‘你最终是在太阳也对你友好照射的土地上了’”。错误——当卡斯踏进会议的酒馆时，施罗德已在那儿了，劳赫格婷·安娜坐在两个女议员中间，织着毛衣。兔子和狼？
结局出来了：47.7％的人在1980年10月5日的联邦议会选举中让新组织的“选举圈套”倒向社民党，以50％强的人参加第一次投票，格哈德·施罗德对地方名单十分放心，第一轮直接取胜了。令人惊讶的成功！卡斯今天说道：“攻击个人和与青年社会民主党人施罗德进行论战的策略没有实行，我们当时犯了一个错误。”
施罗德党也大致是很满意的：虽然基民／社盟在议会中是最强大的党派（44.5%)，但他们失去了百分之四点多的席位。社民党（42.9%)和自由党（10.6）继续组成联盟，施密特被批准为总理。绿党这次仍在议会外，他们的选票是1.5％。
新当选的联邦议会议员将作为第一位不打领带进入辩论讲话的人而被载入议会史册里去。施罗德本来最想去的是法律委员会，该委员会站在媒体的立场上，因此被新生政治家们用作舞台。这个委员会的场地已被转让出去了。于是施罗德成为空间秩序、建筑事业和城市建筑的成员并获得了“教育和科学委员会”的一个席位。建筑委员会主要处理开发计划、社会住房建造和房产者问题；教育委员会主要设计不同州配合综合中学开始后的情况和高校金融状况。不管怎么说，在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因为“民主国家的青年抗议使议员获得过几次电视露面的机会”。
此外波恩的这位新手还遇到了几乎所有年轻议员都要碰上的典型问题：从雄心勃勃、理想主义的梦中越过人们能在“大政治”中改造一切东西的幻想，发现那些指标和规律不可能改向或打破。从而在显示存在的官僚机构中无数的指标和规律日常运作的踏板中醒来。“规矩管理员”赫伯特·维勒，“叔叔”，作为社民党的党团主席在同志当中维护纪律和团结。图尔宾郊外议员大厦的小房子里——施罗德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组织——年轻议员为酝酿中的会议作准备。晚上他的党团左派人物，在有关酒馆碰头，他们的谈话圈子是“勒沃库森圈子”和以后的“议会左派”。他们和右派“运河工人”划清界限，这些人现在主要在“肯里奇乡村”聚会。安达和克莱纳报道：一天晚上有不同寻常的客人在两名联邦保卫军官和三位市民的陪同下到了“省”里：曼弗雷德·乌尔勒，当时基民／社盟议会党团的主席，施罗德从于克思那儿拿走了店主迪特·斯特维克的围裙，走向桌边又点了菜。当他托着一个大盘回来时，乌尔勒认出了大家弄错的侍者：“您不是施罗德吗？”“不，我是弗罗姆哈根。”乌尔勒：“大家都称赞您。”施罗德：“但我喜欢那个施罗德。”乌尔勒：“那就是说你反对您自己。”